法律推理的倒置与矫正——从两个典型案例谈起

从法律推理的视角看,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处理都违背了基本逻辑顺序,是典型的从结论找理由的倒置的变异的法律推理,而当时的语境是法律推理被倒置的始作俑者。在政法传统的制度模式中,政治对法律的制约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法律的运行缺乏相对独立性,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制度语境。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中,自证其罪和刑讯逼供伴随着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居于主导地位,无罪证据被忽视、掩盖和不予采信,案件在进退维谷中久拖不决,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思维语境。在主客二分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中,国家专门机关以国家主体的身份自居,被追诉人则被当做工具、客体和对象,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主体语境。要想矫正被倒置的法律推理,避免重蹈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覆辙,就要改造和重构语境,实现从政法不分到政治与法律良性互动,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执政模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功能层面,奠定了党对国家以及社会的领导基础。     

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一项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的出台,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但是该制度设计存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不适当、监督程序不科学、任职条件设定欠缺、缺乏监督平台等一些问题。所以应当借鉴试点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解决完善,以更好地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     

韩非政治哲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沉淀

韩非政治哲学直接指导秦朝政治建设,并深刻影响了两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发展,它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及各种政治思想,严重熏染了传统的政治观念。由于它有悖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规律和民众的自然天性,统治者不得公开彰显,而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将其"潜抑",成为隐藏在政治语言系统背后,影响政治行动的思想逻辑。同时由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韩非政治哲学也决定性地影响了政治领域的制度文化。通过对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影响,韩非政治哲学沉淀于民族的政治文化之中,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     

政策试验何以在中国落地开花?——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

政策试验诞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过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从中西方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分析在中西方不同文化土壤之下,中国制度框架中对政策试验的特殊包容性体现在何处,中国的制度韧性何以体现。通过探究政策试验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可扩散性三重特征的内在意蕴,深层分析政策试验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的制度机理,解码政策试验成为“中国之治”的关键钥匙。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困境及出路分析

近期我国虐待未成年人事件频发,过往事后治理模式不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障,故需要探索建立事前和事中防止未成年人受虐的治理模式。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发现和干预虐待未成年人事件的第一步,但我国目前报告主体的范围过小、应予报告的内容不明确、报告的时限和受理机关的规定不完善、报告责任形式未予细化,需要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善。     

和谐社会与制度协调

和谐是一种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互助、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等多方面内容的关系体系,这些关系有各自独立的特性,又彼此不可分割.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巩固下来,必须依靠制度,要使这些关系构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形成协调的亦即和谐的社会,与之相关联并制约这些关系的制度本身也必须协调.制度协调是和谐社会的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