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的“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于2005年4月16日至18日在河北社科院召开。来自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浙江、江苏、广州等地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河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周振国致开幕辞，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苏宝荣致欢迎辞。     

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科学技术引导人在真、善、美三个方面充分展现自己的本性和才能,是人发展与完善自身的内在动力。由于科技发展与人的社会责任、知识成果运用的动机与效果之间存在可能的冲突,科技发展对人的发展也具有否定性影响。必须对科技活动的主体提出自我调适的要求,促进人类健康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张文礼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而“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亦有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思想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六个“一号文件”中。从中央六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三农”思想与政策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本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制度模式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复杂性。由于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内部改革的浪潮以及国际市场形成、全球化、信息化加速等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更加棘手。     

导向性 实践性 创造性——读《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这是新时期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前面亟需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由南通市委党校姜作培、季建林、孙应杰等合作撰写的《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日前已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7章，42．5万字。作者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现阶段城乡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实现目标，     

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

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论争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并且暗含了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当今世界的巨变及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和审美文化实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绝不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而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赔偿范围问题在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中一直颇有争议。本文基于缔约过失责任概念的基本界定,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的基本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相应地,为契合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创立初衷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应包括了间接利益、非财产上损失以及第三人等损失,但应以履行利益为限。     

儒、释、道的养生观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养生观。认真总结儒、释、道三家养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对构筑小康社会,预防疾病、增强人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宪政的衰微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革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小农破产问题，恢复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充满理想和复旧色彩的主张与日益扩大的罗马国家以及地中海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格拉古兄弟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改革不仅未能恢复小农往昔的地位、巩固共和宪制，在客观上反倒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和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共和宪制内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