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伦理叙事中的"审美距离"理论

在萨特早期的自由主义伦理叙事中,他强调叙述者要与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一定距离.这形成了他的"审美距离"理论.本文从"叙事距离"和"情感距离"两个方面分析这一理论:在叙事距离上,萨特指出叙述者要与作品人物保持稳定、一致的距离;在情感距离上,叙述者要对人物情感立场保持静观态度,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道德悬置立场.萨特的"审美距离"理论,对后来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有所启发.同时,对其作品中道德悬置之后的情感立场缺失,也有不少争论.     

美与善的绝望诉求——“守望者”霍尔顿的心理分析

在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文本细读中,可以见出霍尔顿乖张情绪和迷惑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心理矛盾其实是善与关的斗争;它来自于主人公的父性原则（崇善）与母性人格（恋关）的双重强大,他的遁世愿望和童心祈求与欲望的强烈构成了性格的既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两面。     

论最高法院的上诉终审功能

上诉终审功能是当今世界各国最高法院的基本功能。最高法院即最高上诉法院、终审法院,具有司法性、终审性和主权性的功能特点。司法独立、终极的上诉管辖权和严格的案件受理标准与分流程序是实现最高法院上诉终审功能的必要条件。不过,法律的全球化、区域化对各国最高法院上诉终审功能提出了挑战。     

悖论美学的生成及其当下意义

悖论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它可以由逻辑术语提升成为一个哲学概念,进而与美学合流成为悖论美学。纵览中西美学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美学悖论：“美的”未必是“美”,形而上的美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当下感性化的审美文化泛滥,对“美的”现象执著追寻,必然导致对“美本身”思考的缺失,从而失去对审美价值的终极追求,解决此悖论有效的途径是将“美的”现象“去功能化”．从而渡过物欲时代的审美信仰危机。     

卫星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卫星城市旅游发展模式,一方面要考虑城市本身与其所在区域的整体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城市旅游生产能力,也就是在供需条件下的价值实现.影响卫星城市旅游模式确立的双重约束机制,一是目标约束;二是能力约束.从旅游者角度,按照时间距离和对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可以将卫星城市细分为紧密型卫星城市(白天)、松散型卫星城市(周末)、独立型卫星城市(整夜、周末、长假).紧密型卫星城市的旅游发展目标立足于"融入战略",接受中心城市的直接辐射,建成与之唇齿相依的"蔓生区域".松散型卫星城市的旅游发展目标立足于"结合战略",与中心城市进行旅游功能匹配,建成与之错位发展的"联动区域".独立型卫星城市的旅游发展目标立足于"特色战略",脱离中心城市的功能约束,建成别具一格的"飞地区域".     

试论"普通程序简化审"

普通程序简化审并不是法定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外的一个独立程序,而是普通程序的一种灵活处置;它既与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越来越强烈地追求诉讼效率的现代趋势完全一致,又反映了在国内司法改革过程中提高诉讼效率的客观需要;为了保证简化审的公正性,使普通庭审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简化审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配套措施问题,坚持正当化与简易化的措施同步推进.     

一支口红的距离

我双手扶着宽大的落地窗,阳光像是一个感情爆发力极强的人在向我表白,金灿灿的,照得我睁不开眼。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制度质量、制度偏向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