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之路：事功与审美

中国古代对文学艺术的鉴赏批评实际上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事功与审美。事功源于先秦儒家诗教,以政治伦理哲学为基础,强调文艺的教化劝讽作用审美发轫于先秦道家,以生命哲学为基础,强调文世的超功利性。两种文艺鉴赏批评观贯穿着从先秦到清末的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     

经典时期电影本体论美学

论述了经典时期一系列电影理论家关于电影基本元素的理论,重点阐述了电影本体论美学从 萌芽、发展到成熟,提出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是在实践创作与理论的拱卫下成为了艺术。     

中国当代美学三大基本问题研究辨正

美本质、审美发生、审美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关系,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三大难题。新的研究表明：人的意识能力的发展及非功利性。心理“闲暇”的形成,是审美关系得以发生的前提。所谓审美,就是人在无功利需求状态下,由观照事物形式一形象而产生愉悦感觉的行为。因此,功利性是审美关系的基础条件,而非功利性则是审美关系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审美关系中形成的“美的”感觉经由对象化、客观化过程成为人们认识误区中的虚空的存在物——美。美概念的实际内涵本是对人的非功利快感的表述,后被人们误用来指称审美对象或审美价值,其正确的使用应表示由全部审美现象构成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范畴,与“真”、“善”相并列。     

西周历史理性的崛起与周人思想维新运动

周人克商之后,姬周统治集团不断总结周先王以及夏商甚至往古先帝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失败的历史教训,并以高度的历史理性去审视自己的言行及统治方式,从而推动了周人的思想维新运动。周人否定了殷人的天命观,提出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西周时期的思想文化由于儒家的传递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对哈耶克的“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的解读

“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本文在深入解读这两个观念及其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经过话语转换后,该种观点对当代中国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生成——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生态伦理

生态中心主义观照整个生态系统,而整个生态系统容纳所有生命,超越了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这种以所有生命体共存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的中国动物文学创作。动物不再仅仅是反观人性的工具或者符码,更是作为纯粹的审美主体探察众多生命样态存在的样本。以塑造狗和狼形象为主的中国动物文学,逐渐卸下了人性外衣,切近动物本性,尤以郭雪波、陈应松、叶广芩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作家为代表。郭雪波塑造新型的沙漠狼和狐狸形象,以期实现生态救赎;陈应松主张“人兽相融”,忧虑神农架面临的生态危机,批判引发生态危机的元凶——人;叶广芩以母性的包容和体恤,书写秦岭山地人和动物的冲突与和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则体现了纯粹的动物叙事和生态书写的本真。他们平视动物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彰显生态伦理价值观,塑造了一系列原生态的动物形象。确保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的生成,既是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审美新变,又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伦理立场的文学选择,还与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相吻合。     

审美的"心理距离说"与"入出说"比较研究

几乎所有的美学都包括美、审美和艺术这三个内容,其中审美活动是联接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的桥梁。本文以审美态度为视角,描述了西方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将之与我国的"入出说"作对比。本文通过对"距离说"与"入出说"的比较分析揭示,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审美原则的实质是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着重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对话的现代性意义。     

论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以法治政府为视角

中国政府正处在向法治政府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行政法不仅起源于这个过程的起点,而且是推进这个过程的主动力。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折射了行政法的运演过程,法治政府的逻辑外现有有限政府、理性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中国古代有关行政的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行政管理层面,完全没有法治政府的价值趋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