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地区生态经济模式探讨

本文对胶东地区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科学的界定,系统阐述了生态经济系统由对立状态向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用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把胶东生态经济模式划分为农区、丘陵山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四种生态经济模式,并提出了其合理运作的对策措施。     

论污染环境罪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原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学界就污染环境罪的主客观要件展开了激烈争论,形成了不同主张。本文将对污染环境罪的主客观要件阐述个人观点。     

社会公正视角下社会排斥的拯救

公正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试图追求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公民能够获得公平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同样的规则和透明的分配。但是,不可否认,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现象,这种排斥将部分人群边缘化,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几近隔绝——这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相悖。因此,在当今环境下,在社会公正的视角下实现社会排斥的拯救,通过反社会排斥的努力,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消除贫困与障碍,淡化歧视与偏见,实现安全、公正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剖析,阐述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及其诉求层面,探究了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公平与反社会排斥意愿的实现,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查尔斯·泰勒论“涉身能动性”——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涉身能动性”是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批判“自然主义”理论错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最初源于泰勒借“前客观世界”概念对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解读,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涉身能动者。在泰勒看来,“涉身能动性”概念对阐释现代主体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凭借对“涉身能动性”的思考,泰勒从批判现象学转向了一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本体论式”理论建构。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酌定不起诉制度的不足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酌定不起诉制度存在明显不足,表现为它未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不符合是诉讼主体的内在要求;它违背了解决公正与效率矛盾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它不符合控辩对等原则的需要;它有悖"无罪推定"原则的意旨;它也难以使被不起诉人堂堂正正地返还社会;它也背离刑事诉讼的两大任务.因此,应该完善被不起诉人的公正审判权制定.     

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如指控范围窄于《公约》要求;平等、公开、公正原则不能全面体现;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真正确立;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权利最低限度的保障达不到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真正确立等。同时,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对公正审判程序的保留情况,分析对我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加入《公约》前对公正审判程序的构建。     

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问题初探——基于组织公正感视角的分析

组织公正感是指人们对组织管理决策与人际交往公正程度的主观判断。在高校辅导员队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过程中,辅导员对组织公正感的认可程度如何,会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进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对组织公正感与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为探索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思考路径。     

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探讨重作判决存废是一个需要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因重作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而产生的正当性质疑,文章论证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与我国行政诉讼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相兼容的,弥补了撤销判决功能的不足,具有监督行政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双重功能。重作判决理论基础的重新解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其司法价值。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新说"给我们认识重作判决的正当性打开了新的思域,其厘清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权、司法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更体现了重作判决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其应有的功能。从司法价值的角度看,"新说"对于我国行政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有助于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我国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作出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其适用必须满足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需要重新处理、重作行为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三个条件,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争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的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