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

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庭审模式的必然要求,而警察证人是证人的一种,警察出庭作证对于推进证人出庭作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警察极少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其实,警察出庭作证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警察证人毕竟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与普通证人作证制度有一定的差异。     

论客观诉讼与我国行政审判权的界限

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诉讼类型进行的学理划分方式,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实益在于立法中应根据其各自的特质及结构功能,设计不同的诉讼程序规则.客观诉讼是一种不具有权利归属性的诉讼形式,其诉讼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客观的法律秩序.我国将来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可以首先以行政公益领域为突破口,有限度地引进客观诉讼制度,以期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之功能.     

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指标:设计与筛选

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指标的构建,需要从理论设计与实证筛选两方面系统考虑。运用关键绩效指标法设计绩效指标,结合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法,进行指标的理论遴选,可以确定9类部门关键绩效指标。采用专家函询法、重要程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单项指标的实证筛选,依据指标筛选的原则,可以确定包含28个单项指标的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司法行政化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危害之一,表现在中国法院的设置、法院上下级关系、法院的业务运行和法官的人事管理制度等许多方面。司法行政化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三角模式、阻碍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力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开和破坏了司法的审级制度,进而使司法产生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创建的历史考证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党的建设 ,革命军队的建设 ,革命力量的积蓄 ,以及战胜一切困难的必然要求。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今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破产法的价值定位及相关制度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 ,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破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 ,新修订的破产法应最大限度地满足与破产案件有关的各主体的利益 ,将实现均衡利益作为其价值目标。相应地 ,破产法应增设重整、监督和惩治破产犯罪的规定     

论善意取得中的善意

善意取得制度是体现民法物权中交易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已经确立了该项制度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善意取得制度这一以“善意”为构成要件的制度,各国不同立法和学理在对它的具体认定上,一直存在着分歧,而对“善意”认定的正确与否则直接关系到善意第三人物权的实现。本文尝试着从善意取得制度中认定“善意”的若干要素出发,对“善意”的认定提出一些拙见,尤其是初步构建出了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准的客观认定标准,以求抛砖引玉,对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善意取得制度有所裨益。     

组织公正、雇佣关系与员工工作态度——基于广东民营企业的经验研究

分析员工层面雇佣关系的内涵及其在组织公正与员工工作态度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通过对675位广东民营企业员工问卷的实证分析检验了假设.研究发现,领导一部属交换与员工工作态度的相关性最显著.并在人际公正、信息公正与员工工作态度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心理契约违背与员工工作态度显著负相关,并在程序公正、分配公正与员工工作态度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不仅要通过创建公正的分配环境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态度,而且要善于构建能得到员工认同的雇佣关系,尤其是高质量的员工与直接领导之间的关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就不仅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位和任务,而且也明确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责任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和方向.     

古典功利主义的幸福目的论批判

功利主义的幸福论主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是所有情况下人类行动的正确适当的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适当的并普遍期望的目的。然而,这一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的背后却隐藏了诸多的悖论与矛盾。首先,由于幸福内涵的歧义性和多元性使得这一目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和一定的非道德性;其次,最大幸福的诉求必然无法兼顾幸福在个体间的公正分配,而坚持公正优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又会影响最大幸福的实现;第三,以最大幸福为目的尽管要求给行为主体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和社会自由,但却会使他们陷入自然法则和情感、秉好的双重役使,没有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