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轻罪标准设置研究

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近年“失踪官”追踪

今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王雁威并非第一个。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     

《象的失踪》中村上春树的自疗

《象的失踪》表现主人公的"自由"消失在只注重功利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荒诞的情节本身就是对荒诞社会的控诉,而作者本人以此在创作中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作品编织出的幻象隐藏着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个体的无所适从,悲剧性的描写,使村上对整个社会体制的不满宣泄出来,不平衡感得到缓解。这正是文学创作的自疗功能,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非常重要。     

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诉讼地位理论探讨

关于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诉讼地位的观点,学界主要有法定诉讼代理人说、当事人说和融通说。其中,当事人说在我国不仅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且可以诉讼担当理论进行圆满地解释。因此,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因失踪人的财产涉讼时,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记忆·语言·死亡：卡夫卡《失踪的人》解析

对“记忆、语言和死亡”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关键。小说主人公卡尔失去了记忆、被剥夺了历史;语言在现世中的缺席使他无法融入群体;死亡作为每一个生存个体的归处,卡尔却欲死不得。一个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沦为“失踪的人”。卡夫卡通过聚焦“人的失踪”问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创伤。     

刑事犹豫制度研究

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犹豫制度发展缓慢,需要对其进行反思。重塑我国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文明发展的要求。需要从警察微罪处分、暂缓起诉、宣告犹豫、执行犹豫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犹豫制度进行合理构架,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破产原因概念的廓清——对我国破产原因通行定义的批评

根据我国学界对破产原因的通行定义,破产原因既指破产程序开始的原因,也指破产宣告的原因.此观点具有内在逻辑错误,应予澄清.破产原因与破产申请的原因以及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因存在实质区别,对这三者的实质区别的认识不清导致我国新破产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上存在误区.破产原因的含义应廓清为破产宣告的原因,即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的客观事实.     

从国际法的承认理论与实践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这一法律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台独分子认为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之“宣告说”支持台湾的所谓国家属性。本文认为国家承认理论之“构成说”与“宣告说”的分歧主要是理论上的,国际社会的承认实践并没有证明“宣告说”是“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在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上,应当适用“构成说”,而不是“宣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