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

高中阶段教育是世界各国制定教育规划时共同的关注焦点,也是我国义务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从注重单方面质、量的平行发展到兼顾质与量的统筹发展,再到回归个体本身的个性发展,从关注学生的外部属性再深化到内部属性,价值取向处在逐步演进中,由最初的社会本位取向转变为大众主义取向,紧接着体现出以人为本取向,深刻反映了时代变化与发展的诉求。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裕固族剃头礼及其现代变迁

剃头礼是裕固族重要的人生礼仪,是裕固族游牧生活的时间秩序表达,具有积累生产资料和交换、传承传统文化,团结凝聚族群以及增强族群认同的功能。随着现代化的侵袭,剃头礼的举行时间、仪式过程、仪式后续等环节都发生了变化,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链条断裂的趋势,是裕固族从传统的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调适,是民族国家体系中游牧社会对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际网络的适应。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土家族织锦文化变迁及其动因分析——以湖南叶家寨为例

通过对湖南龙山县叶家寨的调查,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土家织锦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变迁的表现,阐释了土族织锦文化变迁的动因。引发织锦文化变迁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成年礼的淡化、文化场的位移、传承载体的丧失、闲暇生活方式的转换、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在经历渐变的过程中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的几点理由

宪法司法化是切实保障人权、宪法的法律性、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等各因素的综合要求,是我国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     

环境议题的“能见度”之变与电视话语建构——以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为例

环境传播深度嵌入国家、社会、媒体与公众的复杂互动中。针对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环境报道的研究表明,环境事件、大众媒介、公众参与、国家政策驱动着电视环境报道的议题变迁。基于环境议题的国家、社会与媒体互构,体现了环境传播、环境治理的观念变革,即从"控制"转向"激励"、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治理"。国家主导的环境话语、基层政府的绩效观、媒介生态变化以及调查性报道的式微等,深刻影响了我国环境议题的媒介话语建构。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