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利保护的宪法维度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核心是宪法保护问题,本文从宪法的角度阐述了宪法对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意义,以宪法视角审视农民工权利保护不力的现状,并从宪法维度提出保护农民工权利的路径。     

我国转租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转租是有别于租约让与和普通租赁的特殊租赁形式。在转租方面,世界各国立法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模式。我国《合同法》第224条关于转租的规定采限制主义,这虽然减轻了司法任务,促成了判决统一,但因不区分转租与租约转让且不分租赁之具体情形一概加以限制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且该规定本身有违公平原则。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平衡当事人之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借鉴自由主义的立法模式对现有制度予以修正,并对民事和商事租赁进行区别,对动产和不动产租赁采取不同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地方立法权：历史、歧视及矫正 ——以2015年《立法法》修改为中心的论证

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去特权化的过程,立法特权是一切特权的源头,立法不平等是最深刻和最上游的不平等,全面扩大地方立法权的平权过程就是在立法上从特权走向宪法平等的过程。故此,2015年《立法法》第一次修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优化我国立法体制本身,必将极大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和治理方式的法治转型,也会更加深远地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发展。同时,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大也是执政党兑现“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政治承诺的关键步骤和革命性举措,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对地方立法经验的总结,未来应将设区的市改制为自治市,在保留其立法权能并转化立法权属性的基础上,适时地赋予县政与其事权相适应的立法权,逐步实现对建国初期即1954年以前地方立法权配置格局的历史性回归。     

宪法意义上宽容理念的早期萌芽——建立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史上的考察

在西方学界,早期的宽容理论一般被认为建立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但这种见解乃是基于对斯多葛学派所发展的自然平等观念而言的,对于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的挖掘并没有历史的逻辑性,因为有前现代的政治社会的存在。况且,这种观念还容易混淆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宽容的内涵,而最为显著的则是容易忽略政体宽容问题。通过对宪法意义上宽容理念的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史的考察发现,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早在古希腊政治城邦时期就已经萌芽,并见诸于对“最佳政体”的哲学沉思和对自由与平等的古典诠释之中,在历经希腊化时代对专制和不宽容的反思之后,通过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平等原则建立起宽容的早期理论,为近代“宽容的天赋权利论”奠定了思想谱系学的基础。     

论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其效力——与德国、台湾地区立法之比较

我国《合同法》第39、40条分别对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后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与德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相比较,我国合同立法对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件规定得不全面,同时对格式条款的效力未能确定一个效力原则,相关立法的条文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建议对格式条款以专章或者专节的形式作出统一、严谨的规定。     

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描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全面把握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当前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是处在从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深刻转变的社会大转型和社会大变迁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便成为中国人民走向以宪政社会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浅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

商事登记又称商业登记,是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构成要素。它是一种确认商事主体资格设立、变更或者终止的法律行为,是实现商事交易有序进行的前提。完善的商事登记制度不仅有助于节约商事交易的成本,提升商事交易的效率,还有助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商事主体进行税收征缴、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然而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具备了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商事登记的立法弊病日益凸显,造成了法律理念的前后不统一,实践操作性难度加大等一系列后果。本文试图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出发,同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工作自由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

工作自由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 ,也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工作自由权具有的双重属性 ,即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和积极的、肯定的自由宪法权利属性。我国的宪政实践重视工作自由权的积极自由性质而忽视其消极自由权利属性。我国宪法应在劳动权条款中加入关于公民依法享有职业自由等内容。     

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及其法治保障

中非海洋经贸合作是新时代中非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的目标要求,决定了中非海洋经贸合作的坐标定位。在“逆全球化”不断抬头、国际海洋争端日益激烈背景下,要想实现中非海洋经贸持久繁荣,需要稳固的国际法律体系保障,实现合作法治化。从法治视角来看,当前中非海洋贸易、投资及其纠纷解决法律制度都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倡导全球“树立合作法治理念、遵循开放共享原则”、构建区域合作法律体系,以及完善相关国内法等举措,推动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的发展。     

强化宪政思维能力 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最根本的是依宪执政。强化宪政思维，树立宪法权威，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宪法精神，有利于我们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经济生活及各项工作、各个方面进一步走上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为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