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德国宪法现实——1908年“每日电报”门事件引发的宪法问题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曾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便有德国.而只有考察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宪法学说论争,才能体会到当时德国宪法文本的真意,才能抓住当时德国宪政制度的精髓,才能领略当时德国宪政中的问题所在.     

志愿服务立法的宪法渊源

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有了巨大发展,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志愿服务立法,我国也正式提出要制定《志愿服务法》。志愿服务立法必须具有宪法渊源,即"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通过宪法解释,旧时的称呼"义务劳动"可合理地理解为当今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国家的职责是"提倡"志愿服务,对此不得怠为。发展宪法不应仅局限于制宪、修宪等传统方法,还要注意运用宪法解释等方法,这样可更好地促进立法。     

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

自然法理论可以解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解释的宪法序言,在宪法权利条款和分权条款的解释中也有用武之地.自然法理论能在宪法解释中运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法理论和宪法的亲缘性.自然法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宪法解释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社会转型期宪法与社会变迁的冲突关系及其调适

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使得一些改革措施面临违宪性争议。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宪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宪法至上理念与宪法工具主义思维之间的背离;宪法形式上的至上性与实质上的非至上性之间的割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需要将当前宪法由"总章程"式的宪法模式转变为原则性的宪法模式。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我国宪法实施的机遇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因素减少与现代因素增多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必将为我国宪法的实施提供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条件,从而促进我国宪法的良好实施。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需求性的价值平衡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自1982年制定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改,而这四次修改皆因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等外力所助推的结果.宪法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宪法自身最高法的特殊性,宪法又需要保持稳定性.实现宪法的稳定,需要重新建构宪法稳定观,追求宪法实质稳定而放弃社会转型期的形式稳定.明确社会发展对宪法修改的合理需求性,平衡宪法稳定性与社会发展需求性之间的二元矛盾.     

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及其决定

本文从改革风险的角度研究转型方式的决定问题,以宪法性秩序是否崩溃为线索,将中俄为代表的两种转型方式概括为转型的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提出了转型方式综合因素决定理论,具体指出了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各自在转型方式决定中的作用。制约着改革策略选择的初始条件包括原计划体制的结构、外部环境、改革时机三个因素,三者的交集决定着改革的策略空间。能够直接决定转型方式的改革策略,包括寻求改革“合法性”的处理方式、改革时序安排、掌握改革主导权、对社会利益分化的调控四个方面。中国在前三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四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沉默权在我国宪法中的价值定位

沉默权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的问题也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问题。沉默权不仅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形式上的特征而且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实质上的特征。将沉默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加以规定,符合现代社会宪法基本权利内涵及种类不断扩张的要求。不仅如此,在宪法基本权利中谋求沉默权的合法地位,既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要求,而且还符合宪政意义上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