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正义需要加入道德元素

正寻求真实是统计的历史使命,真实的统计也意味着统计的正义。而人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地一直讨论统计的真实问题,理由似乎十分简单明了,那就是人们往往习惯将统计数据的"真实"与"虚假"纠缠在一起,也就是仅仅在统计数据的"真实"与"虚假"之间研究讨论,作思维中的二选一动作。而一件事情的深度真实,必须从人的思想意识上讲,因此,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假",都是要在"真实"、"虚假"后面加上括号。其实,     

宪法视域下劳动权的研究范式与理论建构

劳动权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学上劳动问题研究的核心范畴。以"劳动权"为基点,可以从客体、主体、种类、性质、效力等维度,分别延展为"劳动"、"劳动者"、"各类具体劳动权"、"劳动权保障"等一套劳动问题理论框架。经过梳理后可以发现,宪法视域下劳动权的研究正在经历三重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以劳动法解释宪法"到"以宪法解释宪法";从"照搬西方宪法理论"到"立足我国宪法规范";从"单一的文义解释"到"多种解释方法并用"。上述研究范式的变迁引领着宪法中劳动的概念拓展、公民与劳动者的外延界分、宪法劳动权的属性突破、劳动权保障的深入探索、劳动权谱系的细化延伸等,也为今后劳动权理论建构的推进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谈当代网络话语格局的理性缺失

现如今,互联网技术在推动信息多元化的同时,却也导致了网络话语格局的非理性化。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研究基础,先对该理论进行了简单概括,然后围绕"解构主义"、"道德祛魅"、"超真实"等后现代主义概念对网络话语格局的理性缺失作进一步分析,以期找出该媒介文化现象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从而为当代网络话语格局的理性化回归提供一定的借鉴。     

微博反腐及其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通过对微博反腐模式及其行为主体的分析,研究微博反腐过程中潜在的主要风险,指出政府部门在防范微博反腐风险方面应着力于推进微博反腐的制度化、建立健全微博反腐问责机制、加强公民个体理性精神的培育、构建多方联动的微博反腐监督机制。     

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为中心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分析——兼论《民法总则》第142条

实体价值取向的解释学说之争没有实践意义,现代法律行为解释应朝实用主义发展。其实质意义在于法官基于现有证据,判断究竟应立足表意人还是受领人的立场进行解释;在对价值利益进行权衡后,作出符合当事人意思,同时符合公平、诚信的解释结论。在进行具体解释时,应以可归责性为逻辑线索,平衡私法自治和信赖利益保护两种利益,分担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风险。通过理性第三人的构建进一步判断可归责性的有无,其中可预见性是理性第三人的构建指标,法律明文规定的判断因素并非是具有强制效力的裁判规范。赋予错误者以撤销权,并通过可归责性的程度来限制权利的行使。通过这种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体系构建,同时保障受领人信赖利益和私法自治精神的实现。     

由理性错位入侵情感到文化冲突——以《中式英语》为例

《中式英语》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黄哲伦于2011年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两位西方人在中国经商的故事。其中主人公Peter Timms在中国的生活工作接连受挫。从理性的角度,以R.W. Fevre提出的理性错位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对剧本进行解读,认为主人公Peter之所以在中国生活数十年,却依然无法摆脱文化冲突,屡屡受挫,主要原因是其理性的错位。从对情感的态度和情感的关系处理两个方面来论证主人公Peter由于理性思维错位入侵情感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希望能帮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这部剧作,认识剧作中体现的文化差异,剧中的重视情感与关系等中国文化特征也有望为华裔家园意识建构提供些许参考。     

鉴赏能力的习得与理性的要求——康德鉴赏能力的一种趋政治化解释

《判断力批判》第22节涉及到三个问题。鉴赏能力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能力,还是一种获得的人为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是一种构成性原则,还是一种调节性原则?鉴赏能力的习得,如何是一种理性的要求?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鉴赏能力是人们先天具备的,但是又必须在经验中不断练习,才会具体使用这种能力,即习得这种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只能是一种调节性原则。而鉴赏能力的习得,是理性在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上的要求。由此,鉴赏能力的习得也具有了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