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关于公民宪法诉权的几点思考

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法律的保护。论述了公民享有宪法诉权的理论依据,公民享有宪法诉权的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我国公民宪法诉权的适用范围和当前行使宪法诉权的障碍分析,提出了保障公民行使宪法诉权进而实现基本权利维护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功能定位

按照宪政的要求,宪法应具有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功能、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功能、对法治的推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功能。我国1982年《宪法》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它在功能定位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经过4次修正,其功能定位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有些功能的定位得到了改进,但有些功能的定位还需进一步完善。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探析

和谐是一种秩序，秩序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将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重新凸现了出来。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逻辑渊源在于理性是和谐秩序的深层解；历史与现实渊源在于理性的沉睡、异化与失语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未来渊源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和谐的主观条件。     

个体化的理论与实践——读吴炫先生“二批判书”

什么是批判呢?简单说来有两重意思,其一取《哥达纲领批判》之义,列举荒谬言论、不经学说,痛加批驳,破旧立新;其二取《纯粹理性批判》之义,抓住核心概念,申明基本原理,廓清迷误,回归本原。就《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和《中国当代文学批判》来说,这两重意思都在,既批驳中国当代思想界、文学界种种错误观念、错误命题,又就思想探讨和文学探讨中一些关键性概念的涵义进行否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明决策,需要具体的方案和手段予以实施。从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意义看,宪法的功能就是为公民树立核心价值观体系,因此,宪法教育之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显著的价值和功能。宪法教育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中国公民心中扎根、为重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信仰、为培养一代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合格公民以及为人们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行激励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回到现象本身,立足理性重构--张光芒近年启蒙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张光芒近年的启蒙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分析其启蒙研究的方法———剥离、整合,试图抓住其核心:回到中国启蒙主义本身。他的剥离是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剥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混杂的剥离;他的整合是从纷繁的现象中凸显中国启蒙主义的总体性逻辑趋向的整合。因此他的启蒙研究既带有理性建构的旨趣,又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