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的财产权理论基础

征收主要涉及三类问题:征收的正当性、征收的补偿、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财产权的功利主义理论、人格理论和多元价值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为这些问题给出了解答,三者的答案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冲突之处。它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征收的范围(是否任何类型的财产都可以被征收)、征收补偿的标准(是否所有征收都需要以市场价格补偿)以及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上。三种财产权理论在征收制度中均有其适用空间,可以基于实用性考量在征收制度设计中调和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     

我国公民宪政意识变迁研究——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典型宪法事例为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变迁经历了从沉睡、萌芽到觉醒的发展轨迹。三十年来公民宪政意识变迁的基本特点是: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公民宪政意识与宪政制度之间的互动性突出;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具有相对普遍性;现代信息科技在公民宪政意识发展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公民宪政意识的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论我国宪法权利体系一般条款的完善

宪法权利一般条款用以表示国家对于宪法权利的态度,对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的宪法权利体系中一般条款的规定内容缺乏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公民宪法权利的实际享有.因此,借鉴国际人权公约和有关国家宪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从增补国家促进人权实现的义务、改善我国现行宪法权利设定的方式和明确宪法权利限制的目的与界限等三个方面对宪法的一般条款进行完善.     

国外保障出版自由立法研究

《公民权益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出版自由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各缔国加以约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宪法或其他法律,对出版自由一般都有明文的规定。研究世界各国法律、法规对于出版自由的规定,可以对我国出版自由立法形成有益的借鉴,同时紧跟国际形势,推进我国的出版贸易。     

围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衡量”之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洁的措辞为其在司法审查中的解释适用带来了争议和分歧.从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审查中所为的衡量的视角观察,这些争论是围绕着能否对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进行衡量以及如何衡量而展开的.其中定义式衡量的提出是对最高法院在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中所进行的衡量的一种重要总结,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定义式衡量采界定第一修正案的范围的.围绕第一修正案的衡量之争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在宪法规范的确定性和规范适用的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学者和实务届的这种自省与反思中,司法审查趋于合理.     

试论商号权的性质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商号权纠纷数见不鲜。至于商号权的性质,学界认识不一。本文通过细致的论证,说明商号权并非人格权抑或是双重权利,而是财产权中的知识产权。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宪政视角下的税收政策制定

宪政是防止公共权力侵犯公民个人利益的最高制度设计,是一切规则中的元规则。财产权是公民除生命权之外最重要的权力之一,现代文明国家都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纳入宪法之中。税收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行为,必须纳入宪法之中,并依照宪法的规定,在与公民参与的对话平台上实现税收政策的合宪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     

高层言论

正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2014年12月3日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重要指示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休谟的正义观述评

本文讨论休谟的正义理论。指出正义起源于人性的有限慷慨与资源的相对匮乏;正义的主要作用是确立财产权;正义的有效实现依赖政府保护;同时指出休谟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