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两种不同的宪法(史)学的研究范式,但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立宪主义,故不妨将它们称作"两种范式,一个目标"。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有着迥异的方法论基础,规范宪法学以超验的"人格主义"作为价值前提,在其他方面则恪守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的规范效力不来自于法律体系自身,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规范生成于现实,而现实则生成于历史。换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只有回归于"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才能真正地理解宪法规范,并赋予其以"规范主义"的意义。     

有关刑法精神完善探讨

法律是表达某种价值取向的精神载体,无论是刑法的立法制定、司法运作,还是行刑执行,均应摒弃违宪性流俗,彰显正当的基本法精神。而非犯罪化、刑事和解与假释的完善是外在指征,人权、公正和效率是入宪性的刑法精神应有之义。     

论民族自治权的三种类型

本文在"国家主权—民族主体—地方自治"分析框架内,根据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结合宪法理论,将自治权民族实现自治的形式划分为三类,即独享型民族自治权、结合型民族自治权以及融合型民族自治权,旨在对自治权民族实现自治的条件进行类型学分析。     

论宪法保障民生的路径

宪法保障民生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支持人民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此理念指导下，要重点做好以下民生工作：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迁徙自由和居住权；保护穷人在城市的生存权和工作权。第二，支持国家有关城市化发展的措施，提升生活质量。如宪法支持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土地和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政府立法管制小广告也为宪法所允许、宪法政策和权利支持国家机关采取措施保障人民享受宁静的生活环境。第三，要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宪法的民生宗旨要求配置和调整权力。具体说，应当将功能适当原则作为我国国家机构设置、权力配置和调整的重要原则；按照功能适当原则进行大部制改革并检验改革实效；按照功能适当原则坚持行政权的相对集中行使。     

高层言论

正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2014年12月3日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重要指示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论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合理定位——关于《宪法》第二条的完善建议

具有主体性、自治性与民主性的现代社会组织,既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也能有效监督、制约政府,更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我国,由于权利缺位,关于社会团体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效益原则,也有悖于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更有违人权保障的政治要求。为此,建议完善《宪法》第二条,赋予社会团体自治权,合理定位社会团体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明确自治活动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公民自由、社会自治、国家自律的现代宪法结构。     

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

香港社会流行的我国《宪法》只有第三十一条适用于香港特区的观点属于误解,在我国《宪法》138条中,至少有74条适用于香港特区,这些条款涉及到了国家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作为我国"主权"之表述的《宪法》,必然在总体上适用于香港特区。虽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条款不在香港特区适用,但香港特区仍负有不得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作为义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香港基本法》是一个全国性法律,它不是联邦制下成员单位才拥有的香港"小宪法"。     

论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宪法原则

按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配自治机关中少数民族干部名额是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科学内涵。把干部民族化完全等同于自治机关干部的自治民族化是不科学、全面、准确的。如果把这种观点付诸于实践,在民族自治地方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就可能导致刻意强化干部民族化中的族别限制、排斥汉族和非自治民族干部等不良后果。在依宪执政的要求下,理解、推行干部民族化,必须遵循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共和主义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和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原则。     

对延安整风运动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反思——基于宪法学的分析

延安整风运动的宪政内涵、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思想,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和建立新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运动中存在的程序上和制度层面的缺憾也对后世有消极影响。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加强对国家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同时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