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

自然法理论可以解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解释的宪法序言,在宪法权利条款和分权条款的解释中也有用武之地.自然法理论能在宪法解释中运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法理论和宪法的亲缘性.自然法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宪法解释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石、规范协调与多元导向

医患关系出现转入“冰冷期”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医疗纠纷频发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协调医患关系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妥当地解决医疗纠纷.探索适合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既应立足于医疗行为的人身侵害性、高度风险性和试验探知性等特点,同时应以医疗纠纷法律性质为基石;本质上,医患双方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合同、侵权和无因管理三个层次,医疗纠纷法律适用应回归到以《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为核心的民事法律框架内;应充分考虑医疗行为的不确知性和伦理性,坚持公正、保密和有助于医疗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能为当事人所用且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工伤损害求偿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工伤损害求偿问题具有特殊性,实践中外派劳务人员工伤损害求偿不力,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针对外派劳务人员在境外发生的工伤损害,可按照劳务所在地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商业保险中的雇主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侵权行为法中的相关原理寻求救济。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的适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是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国的城市管理执法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执法动机、执法方式方法、处罚结果三方面是否合理.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种人事争议日渐增多,但人事争议当事人的诉求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并未健全,人事争议的救济途径有限.目前改变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关系立法滞后的可行方案是,通过司法解释将人事争议纳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范之中,通过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解决.     

我国实质课税原则研究之批判——兼论实质课税原则的定位与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法发展中逐步受到重视,尤其在税法的运用和执行阶段。但是,德、日等均在避税之否认领域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实践中非为基本原则。许多被我国学者认为属于实质课税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其中一大部分属于法律实质主义的问题,非为税法固有问题;而对经济实质主义问题的研究,学者在适用实质课税原则时陷入了概括性、抽象性论述,造成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极易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破坏税法法制体系的建构。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学习第四次宪法修正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爱国统一战线中增加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 ,使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宪法规定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对非公有制经济除实行监督和管理之外 ,增加了鼓励和支持其发展的意义。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 ,有利于在人权问题上参与国际合作和斗争。     

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     

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法理诠释--兼论中国宪法规范的特殊性

立宪主义宪法规范是指根据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人权的宪法法理而产生的具有特定样式和体系的法律规范。宪法规范的表述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含义的表达,但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则应当是一种宪法观念的体现,即授予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是宪法规范的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规范的表述方式、宪法规范的结构以及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中国宪法规范的样式和体系与立宪主义宪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由国情决定的,而是由支配宪法规范的法理决定的,这种宪法法理上的特征体现了制宪者对宪法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宪政建设。     

论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

德国禁毒法以特别刑法和行政立法为主,特别是于1982年实施的《麻醉品法》体现了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德国禁毒法建立在“毒品是危险的”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之上,并希望通过刑事惩罚限制毒品使用的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但是,德国现行禁毒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立法与德国宪法精神存在紧张关系,同时也与刑法的罪责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存在冲突。而要协调这种冲突,有必要调整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和刑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