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来路

翻阅关于宋时插花的记载,会深深感到,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人那样热爱鲜花了。无论是《梦粱录》中所记载的“仲春十五日花朝节”,还是《墨庄漫录》中记载的西京(今洛阳)牡丹“万花会”,都展现了在宋代,花会游赏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风雅乐事,更是万人空巷的民间习俗。花卉是自然之美的象征,人们亲近它,感受自然时序、季节流转,也在盛放和凋零之间体味生命的丰美和流逝。宋代之前,插花几乎只在宫廷贵族之中流行,鲜花多作为寺庙佛堂中的供奉。到了世俗生活丰饶的宋代,花卉早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宋人有“簪花”的爱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赏花、插花、花卉种植、售卖等是宋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皇室引领之下的社会风俗,同时也体现了宋人生活较为安乐,从而追求雅致情趣的一面。     

富连成戏曲教育的再思考

富连成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戏曲教育史上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富连成之所以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为突出,是由于其优化而严密的科班组织形式,即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严密的组织运作机制、优秀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以及严格的教学安排等。作为一个传统戏曲的优秀科班,富连成面对时代大潮,遭遇到了不可抗拒的挑战,既受到在戏曲市场与同行演的挑战,也受到中华戏校教的挑战。富连成被迫解散不能过多地归结于其自身的缺陷,它被社会洪流碾压而亡。即便对恢复富连成作了大量努力,在面对时代的变迁与变革时,其力量也显得微乎其微。富连成在戏曲教育方面的成就,对当下戏曲教育与戏曲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建构主义模式下的传统戏曲教学

戏曲表演程式化是戏曲表演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规律.表演程式化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并不矛盾.在戏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导入建构主义理论,将对我国传统戏曲研究与教学产生重大影响.     

潜规则下领导干部遵道而行的“四功”

<正>潜规则是一种与党的宗旨相背离的不良风气,是现代政治文明所摒弃的一种负能量。防止和反对潜规则,说真话、办实事,干干净净履行职责,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至真追求。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卓有     

浅论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以李渔的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视角

戏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视戏曲为“小道”、“末技”,常常依仗国家意志和法律手段对戏曲动辄排斥或者禁毁,使得戏曲难以登阶入室,跻身文学艺术大家庭的殿堂。自宋代以来,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为戏曲呐喊、正名。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绵延不绝。其中,明末清初的李渔是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中的典型事例。李渔克服“穷骨”、“恶岁”、“砚田糊口”的生存困境,敢于直面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为戏曲身份认同矢志不渝地贡献了毕生精力。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近世王国维为戏曲正名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论关汉卿对发展中国民族戏曲艺术的杰出贡献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 ,他在中国戏曲喜剧、悲剧、正剧和历史剧的创作中 ,全面营造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典范文体模式 ,为后来的艺术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

在宋代杂剧研究领域,人们很少从文人曲与民间戏的角度,分析宋代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内容倾向、表演形态、审美趣味的对立状态与互动倾向。从服务对象、演出内容、演出场地、表现形式、演出风格、欣赏趣味等方面来看,宋代杂剧分为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宫廷杂剧为宫廷统治者服务,它讲究演出的仪式性、演出内容的颂扬性、欣赏趣味的多维性。民间杂剧包括士大夫杂剧和平民杂剧。士大夫杂剧具有家宴性质,用于家庭娱乐与招待宾客,讲究清雅、机趣,独重女音“浅斟低唱”的欣赏趣味;平民杂剧讲究热闹性,注重科诨效果。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宫廷杂剧艺人与民间杂剧艺人可以相互沟通,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在内容上还相互影响。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影响了后世的戏剧格局——元明清宫廷戏剧、士大夫堂会、民间戏剧。     

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内外结合”的演员修养观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在遵循戏曲艺术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尽情地将和谐统一、均衡稳定的“中和之美”思想发挥到极致,其中强调演员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技巧统一的所谓“内外结合”的戏曲美学命题,有推波助澜之势。     

论汤显祖戏曲创作精神

寓言精神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汤显祖在创作中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热情,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因此,他的戏曲创作具有强烈的寓言性。“临川四梦”就是其寓言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