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初探

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公平分配原则是离婚经济补偿权存在的理论基础;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和夫妻一方在婚姻生活中承担了超过其份额的家事劳动则是取得经济补偿权的前提条件.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实现的规定有的限制过死,有的含混不清,应予以扩充和细化,以求便于司法实践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益.     

家事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基于2016—2022年6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家事调查报告是家事调查员对特定事实进行调查所出具的专业性报告,其证据属性已日益凸显。通过剖析61份样本文书可知,家事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在试点运行中尚存在家事调查报告适用的案件类型不清、证据属性认定不一、质证和认证程序混乱等问题。究其根源,乃家事诉讼程序专门立法阙如、家事调查员制度职能定位不明、家事调查报告证据类型模糊所致。为充分发挥家事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需借鉴域外经验制定家事诉讼法,明确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司法辅助调查职能;厘清家事调查报告专用于家事案件;肯定家事调查报告为司法调查报告;赋予家事调查报告法定证据资格,并将其界定为鉴定意见。     

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路径 ——以大理州法院家事审判实践为例

家事审判关乎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涉及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利益,其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理应得到特别的保护。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困境主要有: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家长利益需求的矛盾、案件审理前家事调查的缺失、案件审理中子女意愿的表达困难及法院是否采纳的难题、争夺抚养权导致子女情感创伤、抚养费和探视权的执行难题等。本文结合大理州各法院侧重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真实案例,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家事审判中加强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婚后生活AA制,丈夫借贷妻子是否应担责?

夫妻二人实行生活AA制,他经营的公司破产后,借贷公司把他和妻子告上法庭,要求共同承担债务。妻子该不该为丈夫承担还债义务呢?     

党员干部要砥砺名节和操守

近日,笔者单位组织职工观看了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原主席吴水霖严重违纪违法案的警示教育片。片中,吴水霖回忆母亲临终的教诲"听共产党的话,当干部,挣面子"时,在法庭上第一次落泪了。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不遵纪守法迟早会丢光面子。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     

平民律师和民工权益

进入2004年,“招工难”、“民工短缺”、“民工荒”等字眼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有专家指出,多年来民工权益被漠视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深层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向被视为民工保护神的律师周立太于2004年先后两次将自己以前的民工当事人告上法庭。年终岁末,回首周立太和民工的恩怨我们能更客观清楚地看出中国民工自身存在的弱点正在制约其福利的进一步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沿线各国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现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途径并不能满足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产生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认为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一方面在于国际商事法庭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其可帮助我国处理不断激增的涉外案件、减少文化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