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理论为方法:“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一起,是冯契智慧说的核心命题.任何理论都内在地具有方法论功能.概念转化为方法是化理论为方法的逻辑依据.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为一个辩证思维推理的过程.推理与推行是贯穿其中的两个基本环节.从方法论展开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主要经历了分析与综合的三个环节--开始、进展和目的.在作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交互作用的人类认识过程中,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越突显,化理论为方法的层次也就越高.德性的自证是化理论为方法的最高境界.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     

朱熹的“自得”思想

朱熹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义与德性:休谟政治哲学探析

休谟认为人性的自私、财物中等程度的匮乏以及占有的不稳定决定了正义存在的必要性。在休谟的政治哲学中,正义起源于人类的协议,正义的目的是为了财产占有的稳定性,维持社会秩序。休谟的正义理论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     

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

汉末名臣张奂本敦煌渊泉人,后因平定羌乱有功,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这是造成史籍关于张奂父子籍贯表述不一的根本原因.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仕途的险恶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张芝草书不仅引发了汉末士人学习草书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艺术化进程,而且为士人寄托性情、张扬个性、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新的通道,书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大为改观.     

范式转换与拟古创新:解释学视野下文本阅读的路向

对建设中国解释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中国解释学的本体论价值和知识谱系囿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近代哲学本质主义的束缚,知识界往往将中国学术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中国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和研究路径被遮蔽在近代的误读之中,从而致使对其认识不足.如何沟通中西共有的诗心和文心,在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历程中,以超越单一文化内部的跨文化沟通,用科学的理论连接历史与语境的心理鸿沟,通过主体性的生命体验展现文本阅读的广阔空间,互补与互证是走向诗性圆融的必由之路.     

同盟理论视角下的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是三国历史上重要的战役,它标志着三国鼎立的最终形成。在面临曹魏这一共同强敌威胁的情况下,本应结成同盟的吴蜀两国却对荆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并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这说明维持同盟稳定,同盟内部也需要实现力量均衡。同盟内部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     

思想的批判与批判的思想——读《〈近思录〉研究》

《近思录》系由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儒学名著。该书影响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学界八百多年,为治思想史者的必读经典。姜锡东的《〈近思录〉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对《近     

渤海遗民的流向——以未迁到辽内地和辽东的渤海遗民为中心的考察

没有迁到辽内地和辽东的渤海遗民一部分投奔女真或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亡入了高丽.投奔女真和留在原地的渤海遗民有资料可考的为兀惹人、燕颇部渤海人、蒲卢毛朵渤海人和号称五节度熟女真渤海人,他们分别融入到女真和汉族中去.由于女真族的一部分后来也融入到汉族,所以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成了汉族.亡入高丽的渤海遗民中可考者可能比已经知道的略多.他们都融合到朝鲜民族中去了.     

为国服务，把学会工作做出特色——中国太平洋学会四届三次理事会在京召开

2010年11月15日,中国太平洋学会四届三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登义会长、鹿守本常务副会长,王玉成、张国有、张景安副会长,以及常务理事、理事及各理事单位的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