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生活现状研究——以海南省调查为例

"候鸟式"异地养老是我国近年逐渐流行起来、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型养老方式。现阶段,"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以年龄偏低、身体状态较好、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年人为主。相对而言,有配偶、有子女、在迁入地有亲友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采取"候鸟式"异地养老的方式进行养老,采取这种异地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其消费习惯、消费喜好等对迁入地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迁居的原因主要包括:迁入地空气质量及其他环境质量优秀;老年人患有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到迁入地养病;老年人通过"候鸟式"迁移在迁入地重新选择居所,得以与亲人和亲近的朋友集中居住,互助养老。"候鸟式"异地养老给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在现阶段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养老思路。目前这种养老方式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也面临很多困难。如医疗保险跨省异地报销问题,异地居住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协助认证问题,无法真正融入迁入地的问题以及医疗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社会管理等供需失衡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困难,才能为"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有序流动和健康快乐地生活提供保障,促进迁入、迁出地经济发展。     

道德分工与社会边界:寻找社会变革的伦理规范

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与技术功能,也具有道德功能,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既要追求个人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而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所指向的事经常都不一致的条件下,社会的分工体系就成了帮助所有人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工具。分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变革总是会突破既有的分工边界,但并非所有这样的突破都属于进步。变革可能导向优化分工,也可能导向破坏分工,其中,只有优化分工的变革才属于进步。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只能指向优化分工的方向。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上海地区儿童权利家庭保护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地区儿童、家长、儿童教师进行儿童权利家庭保护问卷调查，来探讨当前上海地区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状况与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总体上，上海地区的家长与儿童对儿童权利受到保护的感知存在一致性，都认为儿童权利受到了较好保护，但在一致的基础上，对具体权利的感知上，儿童与家长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2．上海地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较高，对《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身哪些权利受到保护以及如何保护自身的权利都比较了解。3．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可能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它们显著影响着儿童各个层面权利保护的现状。4．儿童性别、儿童年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等客观因素，对儿童与家长对儿童保护权利的感知都存在不同的影响，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家长性别、家长文化、经济收入水平仅仅影响家长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感知。5．在儿童享有的权利中，参与权受到的保护状况只受儿童性别的影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儿童与家长对此项权利的衡量标准可能具有一致性。6．家长对孩子在学校教育权的关心只是出于自己是否关心孩子的成绩，而不是家长意识到这是儿童应该享有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相应对策。     

奋发进取 不断开创人口计生工作新局面

30年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揭开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新篇章。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低生育水平长期保持稳定,人口素质全面提高,人口结构和分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迈出坚实步伐。人口计生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人口计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倡导,人口国情意识在全社会普遍树立;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推动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