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及其适用?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可分为自愿性终结信访程序和强制性终结信访程序两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就是接处信访案件的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作出信访案件终结结论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有,消灭涉法涉诉信访实体法律关系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职能部门接处信访案件的职权和职责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案件信访行为合法性效力;引起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引起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适用信访案件终结效力制度应注意,处理实体性信访诉求应该坚持法治原则,区分困难照顾、帮扶、救济与法律责任的关系;严格执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注意区分依法行使信访权和违法信访性质的不同;注意合法信访与维稳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惩处违法信访行为。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

"认同"与"认异"相对。简单地理解,"认同"就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将自己从心里上、精神上、行为上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人有多重身份,群体也是如此,因此会导致多元认同,诸如家族的、地域性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等等。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这些认同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关注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膨胀的人口,政策执行较为彻底的地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核心家庭增多.21世纪初,不愿采取嫁娶婚或赘婿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传统婚姻形式,采取且称“并家婚姻”的形式:可称作不嫁不娶,两个家庭按婚前协商好的顺序,均为新人办酒席、备婚房,新的并家婚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组成“多核心组合式家庭”.婚后维系双边亲系,双边继嗣,双边居住,双边“奶奶”称谓,及承担双边父母的养老及财产继承等.“并家婚姻”既是传统父系家族主义的变通性适应策略,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韧性,又对当下新婚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启发意义.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合同涉他性的原因及价值分析

合同具有相对性,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曾一度被认为是合同制度和规则的奠基石,在合同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的日益频繁,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基于现实的考虑.对合同效力进行了适当的扩张,使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涉他性.这种涉他性效力的原因何在?有何意义?笔者从这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老大嫁作商人妇脱却红妆入空门——女尼谷虚生平考述及其与祁氏家族女性交游探析

明末清初以商景兰为领军人物的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群体.女尼谷虚作为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重要交游对象,对她们的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相关材料,考证谷虚的俗家身份,勾勒其生平,同时探析谷虚与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交游情况.     

老大嫁作商人妇 脱却红妆入空门——女尼谷虚生平考述及其与祁氏家族女性交游探析

明末清初以商景兰为领军人物的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群体。女尼谷虚作为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重要交游对象,对她们的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相关材料,考证谷虚的俗家身份,勾勒其生平,同时探析谷虚与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交游情况。     

日本企业“家族主义”经营模式形成的伦理原因及伦理功能

“家族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并非日本独有,但其却是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这种延续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对日本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国民精神、企业伦理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嬗变

建国后的30年间,村落家族文化几经冲击而有所变异,但其血缘秩序的本根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促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群体性质的血缘关系日趋松懈,家庭规模呈逐渐缩小之势,辈分等级秩序逐步被平等性、法制性所替代;族居方式的地缘关系大为削弱,族员的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交相并存;新的业缘关系逐步生成,村落家族结构日趋消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总体上呈逐渐削弱、消解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些地域和某种基质的变化程度则存有较大差异.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对其一概排斥,而是革故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