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基于新三板的数据

本文以251家新三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社会大众负责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企业的PE个数与企业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供应商负责、PE总投资额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农村隔代照顾研究状况及其趋势

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存在不同学科对农村隔代照顾关注程度不尽合理、理论与经验研究相割裂、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对象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经验研究的设计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等不足。在此基础上,从隔代照顾家庭、隔代照顾子女的心理特征及其发展、隔代照顾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与结果、隔代照顾家庭的养老、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隔代照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等方面来构建中国农村隔代照顾的研究框架,并在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双向运动”与现代社会法的兴起

社会法并非自古就有的部门法,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失灵和社会风险、经济不确定性的日益加剧,社会法由此兴起.本文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出发,并结合形式法范式到实质法范式的法律发展轨迹,分析、探讨了"双向运动"对现代社会法的深刻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对社会法的兴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为弥补形式法范式法律的不足以及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带有追求实质正义气质的现代社会法从"双向运动"中被发现并逐渐兴起;在反市场扩张的社会保护运动中所彰显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理念是现代社会法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对社会自我保护本能的承认和实现,就是最初的社会法制度形式,或者说,是社会法制度的先驱.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     

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了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面向企业2084名知识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咨询网程度中心性和连接强度负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情感网程度中心性正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防控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探微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呈现如下特点:疆域分离、极力恢复重构,接受变更、试图融入重构,融入失败,致力自主重构。缅北跨境民族之汉族、佤族的族群认同重构史表明:其族群认同之发生动因原生与社会建构并存,除主体孤立、自发、主动完成,社会交往中的族群互动导致的被动建构也客观存在。其族群认同之形成依凭民族主义与工具主义并存,除历史文化、血缘情感因素外,现实政治、经济利益需求因素也关涉其中,是特定背景下的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合力。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