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记》中译本不同版本之比较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的自传性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是了解和研究容闳的最基本的第一手史料,国内共有5个中译本,从译者情况来看,呈现出由新闻工作者向学者化、专家化发展的趋势;而语体则从最初的文言转为白话文;随着对容闳的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对原文因为记忆而导致的失实的纠正也比初译本多,因此,译文越来越准确和完整。这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容闳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到位,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整体上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认识水平的提高。在此意义上,容闳《西学东渐记》的不同译本和出版,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论毕飞宇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叙事艺术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毕飞宇的第一本自传性作品,由几十篇记录了作者童年往事的小短文组成。它具有以下几个叙述特征: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并存,经验化叙述,故事化叙述,图文结合和零散化的叙述。     

在寂寞和忧郁中唱出的凄婉歌谣──浅论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

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突出地体现于她注重抒写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对人生与人性的深切关怀与悲们情怀,以清纯透明的"平常心"感受人生,观照生活,使其散文闪耀着人道主义的理性之光;"散文的小说化"既是萧红独特的叙事策略,也是其独到的美学风格。     

略论胡适的自传理论及其实践

胡适是我国现代自传理论的开拓者,在他的倡导下,自传风气逐渐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期。他认为中国古代自传不发达事出有因,认为自传可以"为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同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元稹:自述恋情的尝试与难题

中晚唐作家中，元稹的写作在自述恋情上有最多样的尝试。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这十年间，他用不同文体、从不同角度反复书写年轻时的一段情爱经历，包括追忆恋情美好瞬间的短诗，讲述与自己的情爱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故事《莺莺传》,以及反思这段感情的人生意义的自叙诗《梦游春七十韵》。从这些尝试可以看到中晚唐自述恋情的写作在伦理、文体(自叙诗、艳体诗、传奇故事)的规约上遇到的问题，以及元稹为解决这些困难所采取的策略。     

情感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以司汤达的自传写作为例

司汤达的两部自传《自恋回忆录》和《亨利·布吕拉的一生》既观照自我，又指涉他者。作者以情感的分析为进路，描绘自我，探寻个体的多维特质，同时也意识到在自我的建构过程中，少不了他者的凝视与参与。最后，两者在公共领域中相遇，由此，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进而泛化为个人对世界的体察与联系。作者试图通过考察司汤达自传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展示情感视域下自我认识的历程、他者和主体存在对自我建构的不同意义，并进一步分析在自我和他者的共同参与下，公共领域的具体内涵和它与个体的辩证关系。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