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批评性报道的侵权问题与法官的法律尺度

对批评报道经常涉及的谴责、贬斥态度呈现上,法官理解与掌握的法律尺度比编辑、记者更倾向于意见、情绪表达的理智与分寸.媒体从业者对报道"客观性"的尊重更多地采取"新闻构成要素基本真实即可"的行业标准,法官面对媒体因实际条件限制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客观、真实时,倾向于将苛刻的客观性要求置于优先地位.对批评报道侵权纠纷中媒体败诉率相对较高的现象,法官总体倾向于将之归为媒介从业者相关认识不足及法律意识欠缺等所致.     

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

危机传播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其首要责任就在于帮助政府和组织机构提供危机应对计划、促进媒体协作、缓解公众心理压力、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危机传播的过程包括危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根据该四段论模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地震报道过程中媒体的新特点,以及应该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问题,如危机潜在期的防患于未然;危机突发期不同传播渠道的互补;国内外危机报道方式的比较;危机解决期对于危机形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危机报道对儿童的影响问题.     

主流媒体女性典型报道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基于《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报道的内容分析（2013—2023）

“三八红旗手”是全国专项表彰妇女先进人物的最高荣誉,相关报道对女性典型人物的再现和评价,体现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女性核心品质的期望。以《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讨论女性典型报道的叙事策略。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将生活伦理事件和性别因素作为人物道德成长轨迹的辅助性叙事要素,丰富了人物的面向,报道得以脱离泛道德化的窠臼。另一方面,性别议题结构仍显表层化,尚未充分阐释人物基于性别的个体经验,难以呈现出与男性典型的差别;静态的叙事视角弱化了人物成长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培养问题意识,重新建构道德、生活与性别话语的逻辑关系,将人物经验置于国—家—人的关系网络,寻找时代的精神诉求与人物道德世界的契合点;从个人生活事件中发现人物道德成长的动因,呈现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性别体认,是改进女性典型报道的有效逻辑。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罗兴亚问题对缅-孟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影响

罗兴亚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前英殖民者在亚洲埋下的诸多“民族问题”之一,也是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难解的“痼疾”。2017年8月以来,罗兴亚问题的再次爆发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缅甸在打击罗兴亚暴力活动的同时,反对国际干涉,试图牢牢把握该问题解决进程中的主导权,而孟加拉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寻求将罗兴亚人遣返缅甸,立场的对立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而美国和印度介入罗兴亚问题则使地区秩序进一步复杂化,并在舆论和安全等领域影响中国的利益。2020年1月17日至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也给“罗兴亚问题”的解决带来新契机。     

人文与自然两合:及物性系统下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生态话语分析

文章采用及物性系统标注和生态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日报中48篇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反映节气变化、农事活动和气象特征的物质、关系过程及其参与者成分在语料中占比较高。同时,以上成分还承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背景信息,包括范围、定位、方式和因果环境成分等。高频词汇在各成分中突出了人类承担生态责任和重视自然的生态地位。通过及物性系统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文章认为,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展现了人类了解、顺应、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效果,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文与自然的融合,在引导公众正确认知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应对美国反倾对策研究

自1995年起,中国始终是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目前,美国成为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之一。本文在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