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精神：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时代标杆及精神启示

摘要：每个社会生存的价值体系都有完备的道德核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时代价值体现的杨善洲精神,在带给人们久违的心灵冲击和感动之时,也把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展示出来,使我们今天在谈及保持党的纯洁性的严肃话题时,能从杨善洲精神中看到、悟到执政党安身立命的精神象征。无疑,这种精神象征就是执政党的政治承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髓。     

对高校教育管理中实行激励机制的思考

本文从行为科学出发 ,研究了高校教育管理中如何实行激励机制的问题 ,认为 :由于高校教育管理对象——教师的特殊性 ,高校教育管理中实行激励机制 ,不但要满足教师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 ,也要满足教师的尊重的需要 ,更要全方位、全天候地满足教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

系统完整的唐朝朔方军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     

"医闹"事件中"弱者的武器"与"问题化"策略

引发"医闹"事件的常常是人们认为不应该导致死亡的病例,即医疗事故具有可争议性是发生"医闹"事件的诱因.由于医患关系信任的缺失、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健全、患者及其家属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缺乏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化途径,患者及家属只有采用"弱者的武器"和"问题化"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应该建立健全医疗鉴定制度和类似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保护患者权益,以及制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才能给医生一个清白,还患者一个公道.此外,重塑医患信任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巴赫金“对话”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思想涉及哲学、神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诗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但对话理论是其思想一线贯之的脉络。巴赫金的元语言学理论、复调理论以及狂欢化诗学等都蕴含了对话性特质,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文精神。     

论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和科学范导维度的统一——兼论对马克思实践论的正确解读

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说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的总体性概念 ,应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学的各个层次上给予考察 ,不能出现任何一种考察的缺位。马克思的实践论作为科学范导和人文关怀相统一的哲学思想 ,实现了对人文关怀维度的真正敞开。用科学主义态度片面理解人的实践 ,把社会实践看成是物质运动过程 ,这种对实践解释的“人学缺位”才是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被遮蔽的真正原因。马克思的实践论是他的哲学中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硬核 ,它之所以长期被限制在认识论中 ,这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 ,又有哲学理解上的缺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上规定为物质本体论哲学 ,这是实践论被“囚禁”在认识论中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

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探索分四个屡次:一是从人的本质角度的哲学论证;二是从交换角度的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三是从分工角度的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四是从两种生产角度的人类学论证.哲学层次的研究为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经济学层次的研究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作了科学论证;人类学层次的研究对人类社会总体的演进规律作了科学论证.     

开放的构成要件范畴三论

开放的构成要件与封闭的构成要件、空白的构成要件及修正的构成要件是三对容易混淆的构成要件概念。开放与封闭的构成要件在构成要件的规定是否完整、违法性的判断是否自足、是否需要法官的补充等方面均存差异。开放与空白的构成要件都存在着构成要件规定的不完整性,然而二者在不完整性的内容和意义、补充方法等不尽相同。开放与修正的构成要件区别是,前者是以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对象,针对构成要件能否提供行为成立犯罪的完整判断所作的分类,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后者是对基本的构成要件的修改变更,是在犯罪已成立的前提下根据犯罪的不同形态所作的分类,它只能是具体的。     

电子证据保全与规范使用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商务活动逐渐由传统模式转向电子模式。在计算机网络中,信息的存储与交流均是以数据作为媒介。然而数据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易被篡改等缺点使得电子数据变得极不安全。因此电子数据保全工作便成为电子商务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文章就试图从该角度出发,对电子证据的保全与使用进行探讨。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