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的意向性解释——心智哲学视域下

认知语言学的“涉身性”特征决定了转喻研究必然已涉及主体的认知心理因素。但观察之下发现，无论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指称论”，还是基于认知语义学的“概念扩展”理论，都只是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对应，而较少考虑到认知主体的意识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出发，通过对转喻的本质性特征进行重新思考，提出了转喻意向性解释的三原则，并进而建构了一个转喻的意向性解释框架来对同一本体为何会产生不同喻体的问题加以说明。研究表明，转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是一种“解释”和“被解释”的关系，决定本体以何种语言形式（喻体）进行表达的是认知主体的意向性。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宏观关系体现为刑事政策应纳入刑法体系之内,刑事政策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连结点"被导入刑法解释中。刑事政策属于论理解释之"理",符合刑事政策之理才能体现立法的精神,因此刑事政策应成为检验各种解释方法的最后标准;实质解释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相一致,以形式解释为基础,再进行实质解释符合法治国的发展态势。在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用语的"射程"范围,语词的扩张与限缩都离不开不同时期刑事政策的指导。     

审美现代性之对话：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萨特认为作家是一个独立个体，其职责是揭露现实真相，其目的是赢得“身后名”，而读者需要全身心阅读作品，并能够再创造。要想达成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作品需要一个“召唤结构”来吸引读者阅读，需要包含真、善等普遍性话题，需要是作家和读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场所。作品所达成的对话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激发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以及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社会"解释范式之比较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迪尔凯姆和韦伯解释社会所依赖的路径和视角之不同来看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而笔者认为,尽管迪尔凯姆和韦伯在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上迥然不同而导致各自解释"社会"的范式也有明显差异,但他们终因"社会学"的学术范畴走到一起.因此,本文拟在分析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避免新时期社会学方法论走向两个极端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思考.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旧约》历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鲁史《春秋》的手法,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为基本内涵,又称"春秋五例",为后世史家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记述历史的主要手法之一,"春秋笔法"又具有超越一家史学的重要意义。《旧约》历史书是希伯来圣经史学性质的集中体现,在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方面都与"春秋笔法"遥相呼应。用儒家经学之"春秋笔法"来解读圣经《旧约》历史书,是一种理论创新,二者的对话具有比较经学、叙事学以及阐释学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百五相

这是一句贬义性俚语,讽刺别人思想呆笨,以及相貌丑陋,言行失范的人格和相导。相即表示人的形象,这二百五的数字却有它的含义和来历。民间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是2反5的原形演变过来。温州方言将反字含作摆,即反面,背面之意,由此简单地理解为将2字反过来便成为5的相。但另一种解释却涉及历史上一段经典的案例。     

尽孝不能等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同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父母在,多尽孝",讲的是有一年腊月二十九日晚,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不经意间听到的一段对话。男的问:"今年春节都去哪儿?"     

习总书记“对话”外国专家

2012年12月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邀请外国专家代表在这里座谈交流。来自16个国家的20位外国专家代表有幸成为习总书记会见的首批外国客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今天来同大家座谈，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和建议。”     

类推解释方法与罪刑法定原则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本文浅析了类推解释方法与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