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与接受美学

法兰克福学派与接受美学是西方现代美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美学派别，它们的相通之处是以否定为中心和基点，即通过艺术作品对接受者思想意识的否定来达到对现存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否定。不同之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美学是对接受者的大拒绝，散发出贵族主义的救世气息，对接受者尊重不够，而接受美学对否定则有所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在现存秩序面前的退守与妥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接受者趣味的相对认可与尊重。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教科书审美对话及其价值实现

教科书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间的对话活动。教科书审美对话以编写者与不同主体的对话为起始点,以师生与教科书文本的对话为核心,在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中多维推进,最终走向个体心灵的自我反思性对话。在教科书审美对话展开过程中,教科书文本的审美意蕴被发现、拓展与丰富;师生在对话中生成与升华美感,走向审美的自由境界;蕴含在教科书审美价值生成中的多重价值随之共同生成。     

中美开通高层对话渠道——首次高层对话将于今年六七月份在华盛顿举行

4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宣布．美中双方已同意就全面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举行定期高层对话。媒体分析认为．中美启动定期高层对话将有助于两国关系平稳发展。     

破除旧樊篱，走向新时代 ——2017年中国文论前沿的一种考察

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辨明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观念、强制阐释等壁垒,一方面是呼吁和践行在对话中发展文论与文化,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框架。同时,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也使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出境旅游:从凝视之欲到对话之美

凝视本是出境旅游者的基本欲望,但基于资本、权力而来的霸权凝视容易导致主客双方的文化阻隔和疏离。对话是处于同一理解平面和交流规则的沟通方式,具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主客对话能在出境旅游主客两端形成"我—你"或"你—我"的和谐关系框架。凝视转向对话,更有利于主客双方正视差异、培育共识,实现双方在旅游发展中的共生与共进。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