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昌都传统的社会分层

本文根据社会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对西藏昌都地区的传统社会分层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时，昌都地区有各级各类大小头人224家，其中最大的20家。大活佛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在其采邑内，既是宗教首领，又掌握行政、司法大权，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他们占有大小不等的世袭领地和农奴层层分封给下属寺庙或头人，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而农奴阶级对领主土地的“租佃”是与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相联系的。农奴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形成了若干阶层和等级，这就使昌都地区成为一个封建等级鲜明的社会。     

评探春悲剧的社会性

《红楼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部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章回小说，它通过描写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显赫的封建贵族家庭的生活环境，全面揭露了封建社会及其制度下一系列不可解决的矛盾和正在解体的历史命运。这种不可挽回的败落和衰亡的历史命运不是抽象地，而是很形象地通过贾府并旁及其他几个家族的衰亡历史展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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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人与下下人的文化 万维新闻网刊载署名Mouse One的文章，题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病根——上人下人文化》。文章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上人下人文化。远古思想家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从理论上确立了封建等级制度并阐述了君与父（上人）对臣与子（下人）所具有的权威，而“君子，小人”之说则把人根据其品行、思想和修养分成君子和小人。     

日好老老娘儿也抬走

择日,又称拣日,是选定好日子的一种占卜风俗。由于受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人们凡要婚娶、丧葬、造访、远行、耕种、渔猎甚至连就业、拜师、立法、洗浴无不翻一下皇历或请风水先生择宜,逢吉方行,逢凶则止。按星命之说,以为每天都有一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德主刑辅”观——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一种方式,常被封建帝王奉为治国的圭臬。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帝王并非按其行事,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其统治。实践证明,凡当帝王因地制宜实施统治时,便会国泰民安、国祚长久;反之,则会社会混乱、国祚短暂。     

艰难的尝试——清末新工商政策的成与败

近代中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官僚体制的限制和“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影响，选择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新政的旗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70年代，又在纺织、矿务和航运等部门兴办了民用工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舍办等形式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直接干预。使其发展经营完全纳入国家政权的轨道。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时清政府认识到，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近代工商业，才是挽救危亡的唯一出路，在内忧外患日紧的情势下，统治者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学习日本和欧美的经营管理模式，放弃了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的传统套路，转而实行鼓励工商业自由发展的间接管理政策。     

传统孝道的困惑与现代对策

重孝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本文首先论述我国历史上重孝传统的形成，进而阐述了传统之孝在现代所受到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困惑。孝跨越生死，中国文化传统中从生到死皆渗透着孝的影响，就此文章提出孝之本质在于对父母的爱，而不在形式。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虽各朝不同，但都立足于选贤任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古代选官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记载，西周举才选官采取“乡举里选”的办法。乡和里都是西周社会的基层行政单位，里设“里正”一人，乡设“乡老”（族长）一人。乡老负责选拔本地区的贤能之士，选拔活动每三年举行一次，     

返本开新与文化自觉——从斯宾格勒与雷海宗谈起

文化自觉,就是认识到文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有自己的孕育、萌芽、生长、成熟、衰落和死亡,完成一个自然生命的周期。文化多元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曾经存在多个相互独立的文化,彼此无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之间,不是进步、落后,发达、不发达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有机体、不同的生命阶段及未来不同的走向。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返自我之本开自我之新。     

周式天人合一的崩溃与阴阳、五行的自然性意涵

周人创立了绝异于前人的封建政制,并将其政治合法性归结于"以德配天"式的"天人合一"。象征周天子权威失坠的"平王东迁"以后,"天"不再专属于周天子,对于"天"的认识逐渐趋向于客观化,各种对于自然的解说纷纷与原本至高无上的"天"发生了关系,"阴阳"和"五行"便是其中典型的两种。阴阳、五行之所以能在后来成为沟通天人的核心手段,是以它们自身所具备的超迈理论特质为前提的,同时,它们的理论特质得以彰显的前提却是周式封建政制崩溃所导致的天人不再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