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北京人》中曾思懿人物形象新论

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并非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大奸大恶之人,她的所作所为是有客观原因的,封建制度、男权意识、悲剧婚姻、性格异化都造成了她长久以来被读者误解误读的现象,她需要一个相对公道的评价。     

我国古代法律教育述评

文章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之历史沿革,分析封建皇权政治、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教育发展的影响,揭示古代法律教育的特点,为现代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的政体选择

预备立宪时期,在一部分官僚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起初选择了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度政体,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向议会君主制政体转轨.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选择二元君主制政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议会君主制政体尽管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很难说是最佳的政体选择.     

贵族、共和或君主? ——《政治学》中的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政体类型在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中看似并不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就亚里士多德试图与柏拉图方案对话也好,还是就他所关切的希腊现实世界也好,斯巴达的篇章在亚氏政体论著作《政治学》中的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通过考察《政治学》中对斯巴达政制的论述,认为无论从贵族、共和抑或君主政体去辨析斯巴达政体的类型,都不能将斯巴达政体归置于优良类型,而窥其中缘由,在于亚氏政体类型学意在为实践中的政体提供一般政体理论,而非单纯证成“最佳政体”,这也是亚氏对政治实践科学的目的的真正理解。     

西方古代分权思想的演进及其局限性

西方古代分权思想经历了从阶级分权到机构分权的演进过程,但实质上都是以混合政体为基础的阶级分权,即通过各个阶级分享权力、相互制约以实现阶级利益的平衡。其局限性在于,权力并未按其本身的性质和所承担的职能进行科学区分,没有确立个人正当权利作为政治斗争不可侵犯的底线,在政治实践中容易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动乱。     

浅谈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监察制度在不同朝代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中国封建考课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考课制度自战国确立年终上计的方法后,有关考课的组织、周期、内容、标准、等第、奖罚等方面的规定,秦汉至明清历代虽各有隆替增损,但大体而言,是不断健全、完善,日趋慎密细致。尽管封建君主设制立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其考课的实施也多有徇私、循资、欺上瞒下以及党同伐异等弊端,但它所蕴涵的循名责实、奖优罚劣、甄别贤愚、量才任用,以及从心理上激励百官尽忠尽职、廉洁奉公、建功立业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