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与国家控制——基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分析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交集所构成。从抗争政治理论的视角,中国群体性事件明显带有抗争政治的性质,因此也遵循相似的内在复杂机制。群体性抗争事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推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进程。国家在回应群体性抗争事件时应该制定正确的战略,采取恰当的处置模式,才能够化解其潜在的风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

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并降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提取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7个指标,通过对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人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核心条件,信息本身蕴含的危害级别对舆情影响力生成并不敏感;存在3种驱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类型。通过挖掘舆情影响力演进特性,建构四条风险规避对策,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和舆情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群体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频率逐年递增,威胁着当前社会的稳定,对社会的管理及发展也造成不良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引导网络群体事件向有利方向发展,控制其不利影响,已经成为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对网络群体事件还存在着多种问题,如危机意识淡薄、法制不健全、系统的网络群体事件应对机制尚未建立等。培养政府官员危机意识、健全法制、构建系统的网络群体事件应对体系将是我国政府防范和化解网络群体事件的工作重心。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边界与生态治理

在日益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既体现出其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价值,也带来诸如"网络暴力"等表达越界的困扰,也即司法冲突和道德恐慌等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的生态均衡与治理应着重以下方面:培养公民意识建设成熟"网络公民";建立高效信息发布平台与透明机制,强化自我生态净化能力;推动网络舆论的司法辅助和法治生态建设;强化网络舆论的媒体职业素养与生态自律;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与规范。     

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     

浅析我国小水电产业发展前景

回顾中国小水电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可歌可泣、令人振奋的。在这期间,通过国家实施的以小水电为基础的农村电气化县建设、农网改造、送电到乡光明工程、以电代燃料生态小水电站建设和清洁能源机制等一系列项目的实践,以及小水电工作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小水电从一个不起眼、还曾常常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象征的小规模低等别水电成了我国最大的优质可再生能源,小水电本身也从传统的大水电中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新的行业。中国小水电在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的同时,也为世界电力工业树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榜样。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预警路径选择

正郝雅立、温志强撰文认为,枫桥经验是一种由民众创造的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坚持"枫桥经验",走群众路线,通过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化解消极因素,解决社会矛盾。群众路线突出人本理念,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主动参与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城镇化冲突化解开辟了一条"群策群力、群防群     

论网络舆情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成为直接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间接推动高校群体性事件恶性化发展的"催化剂"和阻碍高校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解决的"绊脚石".为了应对这些影响,应当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网上、网下联动应急处理机制.     

秦皇岛开埠与发展的三大特征

一个城市早期的规划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在秦皇岛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分散的城市空间架构的互补共生;二是近代社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港城发展的严重失衡。     

戳穿伪装 看清本质

“3·14”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极大地扰乱了西藏的社会秩序,危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由以达赖（丹增嘉措）为总头子的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达赖自1959年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