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文章认为我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带,由于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没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也没有完备的产业结构,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政府主导和政策引导是促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外在动力,民族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是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内在条件。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楚人精神小议

这些年走南闯北,对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在我看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底色。楚乃"战国七雄"之一,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形成期,吴越的隐忍、燕赵的慷慨、齐鲁的宽厚……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基因序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一位客居美国的朋友打越洋电话慰问我:虽然湖北这次是重灾区,但是感觉你们湖北人好了不起。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协同演进动态研究

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战略,"全面"体现出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则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为分析发展效率及其发展路径选择提供有益借鉴。分析结果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程度整体较高,但大多地区未达到生产有效前沿,重庆和宁夏存在产业内部结构问题,甘肃需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整个地区并不存在公平效率关系的两难窘境,适度的公平水平成为高效率的充分条件,但高效率并不能改变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