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西蒙喜剧的米南德传统

尼尔·西蒙是美国戏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喜剧家之一，被誉为“百老汇喜剧之王”，M.H.艾布拉姆斯称其作品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风俗喜剧的复兴。西蒙的喜剧创作在题材选取、人物塑造、情节架构和喜剧意识四个层面承袭米南德开创的新喜剧传统。题材上倾向都市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日常，尤其是家庭成员关系；人物刻画上独爱以性格为中心塑造癖性人物，凸显由性格差异而造成的喜剧冲突；情节上沿袭“男女邂逅”的基本程式，钟情中年“夫妻情侣分离又和好”的情节架构；作品在处理个体欲望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恪守克制和妥协的中庸之道，强调个体对共同体需求和社会规范的遵守。因此，西蒙的喜剧艺术体现了一种复归世俗生活和重视社会秩序的喜剧精神，与米南德新喜剧传统一脉相承。     

论米庞嘉措“等性中观”哲学

为打通佛教中观唯识二大车轨以及藏传佛教各派之教证,形成一整体中观哲学。米庞大师按“四法”:“空性、双运、离戏、等性”,将中观哲学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等级和四个认知阶段。虽然“四法”均是在胜义层面对空的理解,但单空、双运空、离戏空(离边空)均是权而非实,是为了引导不同根器的众生而说的相似(随顺)胜义,还不是真实(究竟)胜义。“等性中观”是最高阶段的究竟中观。他以其独创“等性中观”一统先哲们各种中观哲学,并使之成为一个逻辑严谨的中观哲学理论体系。米庞大师还运用“二理”(胜义理、世俗理)对中观与唯识进行了整合。即从能境角度看是圣智(胜义智)还是俗智(世俗智)在作抉择;从所境角度看,抉择的对象是胜义谛还是世俗谛。所以,二理是通往二谛的路径与方法。虽然中观各派之间以及中观同唯识之间的观点虽有高低之分,但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不是各宗派论师本身的智慧优劣,而是各派所化众生根器不同。     

清初丹霞遗民舍山缘起

清初名僧澹归今释创建别传寺推动了曹洞宗中兴，改变了粤北的佛门格局，也塑造了今释本身；而该道场的开辟，与托迹于丹霞的明遗民舍山息息相关。清初，曾为南赣巡抚的明遗臣李永茂与从弟李充茂因归乡路断而买下此山，并命名为“丹霞”。其后山上聚集了一个为数可观的遗民群体。顺治十八年（1661），今释以供养师祖宗宝道独和尚为由以偈乞山，而亦若居士姚继舜则以山酬偈。同年底，信仰佛教的山主李充茂在姚继舜等人的游说下写下《舍山牒》，把整个丹霞山都施予了佛门。遗民们之所以会放弃丹霞，是由于复明无望，而归路已通。而道德质量、文化修养、政治立场获遗民们认同，且在永历朝与李充茂曾为同僚，是今释成为丹霞山受施者的原因。     

佛塔：跨文化互动中的艺术形式新变与观念内容重构

佛塔是印度文化的一种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在建筑形式和美学思想上的凝结，具体来讲有三套象征体系：宇宙象征、圣山象征、哲理象征。当佛塔进行跨文化的传播时，在文化互动中发生了系列变化，体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的新变与观念内容的重构，展开为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与美学景观，佛塔传向南亚，在印度文化与南亚文化的互动中，在斯里兰卡、尼泊尔，突显佛像境界，在缅甸、泰国、老挝，佛塔主体由半球型启显宇宙境界，转成瓶钟形人间关怀境界，形成缅甸圣罐、泰国圣钟、老挝圣瓶的佛塔主体；在柬埔寨和爪哇，突出了须弥圣山境界。总之，佛塔在南亚，产生了不同艺术形式新变与各有特色的观念重构，生长出以塔、寺、山三个主要方向中的变化，并形成了各自的佛塔类型。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