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苏轼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集>和<全宋诗·苏轼诗集>中的苏轼佚诗<秋日寄友人>进行考辨,认为此首诗歌不是苏轼的佚诗,应是北宋初期张(言永)所作.另外,考察发现吴宗海先生所辑佚的<苏轼佚诗三首>都已收入<苏轼诗集>,仅是诗题不同而已,属于重复辑佚.     

花蕊夫人宫词补考

关于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自北宋以来即有两说:一以为是前蜀王衍之母后小徐妃作, 一以为是后蜀之徐妃作。1946年浦江清已考证宫词为前蜀徐妃作, 但未对历史文献加以辨析。兹对文献辨伪, 并找出伪说之来源及其附会演变之情况, 补证浦江清之说, 论定所谓后蜀花蕊夫人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高丽《训要十条》引《尚书》方法及其政治意识

《训要十条》是朝鲜高丽王朝的缔造者王建在临终前命后世子孙遵守的遗言,体现了高丽太祖王建的政治意识,对朝鲜高丽的政治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训要十条》中多处引用了中国政史典籍《尚书》,其引用的主要方式是"引事"与"引辞",引用的主要内容是《尚书》中的人物事迹以及人物的话语、格言和熟语等。分析《训要十条》引用《尚书》的具体实例,阐述《尚书》对《训要十条》以及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剖析其背后的政治意识,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作为修辞手法的引用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意识是中国古典典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与推动力。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辨证

《尚书·周书》所载的殷商事可借助甲骨卜辞得到验证，但贸然的两相对比极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通过与甲骨文类似的辞例比较，《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实与甲骨卜辞中的“成”无关，亦不指“成汤”,而且句中的“成汤”与“帝乙”还存在先后的等级落差。“自……至于”的辞例不仅具有表示落差排列的义项，其中也往往添加“卒”“皆”“撤”等一类的范围词，《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就属于这一类现象。     

《尚书》之法性 ——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