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私”论探析

龚自珍一反先公后私的传统,提出了“私”论,认为人皆有私,分别从认识论领域和伦理道德领域对传统公私观进行诘难。其主张在对传统道统的反击和对个人价值及个人意志的凸显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得“公私之辨”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近代人文色彩,对“古今中西”之争及挽救时局和民族的命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龚自珍论私没有阐明什么是私,也没有论及私产生的原因和公私的相对性,使得龚自珍的私论有失严谨,对后世公私关系的正确走向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私力救济的法治困境及其解决

私力救济作为与公力救济相对应的救济方式,在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同时,也内涵局限.中国当下,在公力救济的领域内,出现越来越多的私力救济,形成法治的实现困境:漠视法治、反对公权和对抗公权.由此,会造成社会离心、导致后续违法,形成违法示范,进而固化仇恨.其基本原因在于公权私用后的救济弱化.必须让民众监督和控制权力,实现人民化司法,才能有效修正被弱化的公权,从而提高公力救济的实现程度.作为保障,严厉打击私力救济运用也是必要的补位手段.     

世袭领兵制反映的孙吴结构：世家大族的联合政权

世袭领兵制是在世家大族所拥有的私兵、部曲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将领对所领兵士进行综合管理的责任制度。为了能让它得以顺利实行．孙吴政权又实行了奉邑制、屯田制以保障其军队开支,延伸出复田、复客制以维护将领的个人利益,可见世袭领兵制处处体现出孙吴政权对世家大族的特殊优待。世袭领兵制的实行反过来又促进了私兵化．使得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到足以和孙吴政权抗衡．从而反映出孙吴政权是一个世家大族的联合政权．对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膨胀具有重要影响。     

墨家“兼爱”说的分殊问题

"兼爱"是墨家学说的基础,墨家借"兼爱"反对儒家的"差等之爱",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力量,成为与儒家并列的一大"显学",也因为"兼爱"在战国末迅速消亡。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墨家学说缺少必要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则在于"兼爱"说自身的逻辑困境,它不能很好处理好"兼爱"、"贵义"、"自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简单、线性的公义替代一切。"兼爱"在乱世可以获得发展的空间,但在集权制中央统治下,缺乏必要的伦理层次和等级,缺少对作为人最基本情感的自然呈现的关怀,必然走向消亡的命运。     

农村民事执行难成因分析——兼论私力救济的可行性

文章探讨了我国农村民事执行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了将私力救济作为公力救济的补充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性,以期为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执行难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试论物权保护--一种经济分析的思路

文章运用法律经济的原理,结合我国物权法的实践,并借鉴国外相关的法理,以物权保护及其方法为研究对象,分别就物权的公力保护与私力保护、财产与责任保护规则的适用条件、利弊得失,以及物权保护的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低成本、高效益的物权保护制度创新的基干思路和途径。     

八到十世纪唐廷财政体制的演变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8到10世纪唐代朝廷财政体制的演变。以长时段的社会政治格局为背景,文章分析了财政权力从“公领域”向“私领域”转移和从皇权异化为宫廷势力权力两个内在的发展脉络,说明了这两种趋势如何将体制置于越来越危险的边缘,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     

民法本位纵论--对民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哲学思考

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在形式。民法本位的基础包括民法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人性基础等。运用哲学论与实践论的方法及结合民事立法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     

私力救济考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自力救济的概念既有区别,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整合.在现代社会,尽管私力救济曾受到国家的压制和社会的否认,但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调整机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合法、违法及介于二者之间等不同状态,并由此拥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功能.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私力救济亦十分活跃,国家应充分重视其实际作用,将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并加以适度的法律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