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居士《论语》注研究

南齐沈居士《论语》注现存七条,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以此七条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分析其和玄学的重要关系,以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南齐的沈居士《论语》注,具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而且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既受到王弼本末说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解《论语》,另一方面发展了郭象山林和庙堂关系的学说。最后,对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沈居士《论语》注七条进行校对。     

经典重温(二)

正[原文]8、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注释]"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该说法源于明末顾炎武先生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司马政治的黑暗,许多文人士大夫以清谈、服药、饮酒等行为,消极反对司马家族的统治,当时的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一说。[原文]9、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从憨山德清的交往看晚明丛林与士林的思想互动

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以至上升到学理形态的宗教理论等等,这些可以概括为宗教思想的内容,乃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起重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宗教思想影响到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只谈到佛、道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宗教,实际上历代还形成和流传有各种民间宗教,更有诸多边疆少数民族宗教和陆续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都体现一定的宗教思想,同样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宗教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实际上不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哪个领域,都与宗教思想及其发展、演化、意义、作用等状况密切关联。在今天,宗教和宗教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更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这样,作为宗教学一个部门的关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我国有关宗教的研究比较疏略,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更相对薄弱。以下辑录几篇笔谈,包括本人一篇粗浅的刍议,就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必要和方法提出一些意见,意在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敬请批评。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唐诗中的维摩诘意象

在文人的眼中,"维摩诘"充满了魅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他们所各自理解的维摩诘。"居士佛教"概念的形成,与"维摩诘"的居士形象渊源非浅。唐代文人所用的《维摩诘经》意象,可由《全唐诗》收录的作品窥见,计有"维摩默然"、"香积佛饭"、"宴坐"、"有女月上"等十余种;其中的维摩诘形象可归纳为"心悟无生,传无尽灯"、"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现身有疾,当可患厌"、"身闲爱静,逍遥庄生"和"酒肆淫舍,不离道场"五类。     

论寒山与庞居士诗歌中的济世情怀

寒山和庞居士是继王梵志以后的著名白话诗人,他们虽然是隐士、居士,却都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对当时和后来的民间风俗、信仰以及民众心理意识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底层,探求民众的文化心理。而民众心理的培育,以寒山、庞居士等为代表的白话诗人的通俗性作品影响最深,这是其他文人诗歌无法与其相比的。所以说,白话诗人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