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九歌》应该是苗族古代民歌

从诗歌本身来看,《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祭祀乐歌,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结晶。《九歌》同苗族古代民歌有着紧密的联系,苗族古代民歌及苗觋神辞就是《九歌》的一部分原型,《九歌》明显留有苗族古代民歌的痕迹并与苗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屈原的生日

关于屈原的生日,一般都以屈原的自述来确定。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孟陬即正月,亦即寅月;庚寅,是屈原的生日,这一天是寅日。屈原生于寅月寅日,这一点,迄无争论,但是,屈原的生年,却有着不同的说法。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寅年,其根据是他对“摄提”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据此,则屈原生于寅年。而朱熹却在其《楚辞集注》中说:“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而摄提星每年…     

屈原的山水之爱

运用杨守敬古地理学等资料，对屈原的出生地及其活动地区作了考察，结合屈原的作品分析了他对故乡、故国的深厚的感情     

《离骚》命题新探－兼对“屈原族别初探”的质疑

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命题的含义,历来诠释不一.文章试图对各家之论进行一些探讨.文章既不赞同班固的"遭忧说",也不赞同王逸的"别愁说";既不同意游国恩先生的"乐曲名称说",也不同意龙海清、龙文玉中先生的"苗族语言说".文章认为,"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无限忧伤"或"痛忧"的意思.<国语*楚语>云"德义不行,迩者骚离."骚离"就是"离骚".屈原用此楚语命其诗篇名,也正含有"亲者痛、爱国情"之意.     

试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美政”的影响

屈原的"美政"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较多一致的地方.屈原和孔子一样,都推崇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都重仁义,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再者,屈原"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和孔子所提倡的举贤才也是一致的.所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的"美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石涛的屈原情结与双重人格

作为明朝遗民的艺术家石涛,从人生开始,便纠结上一个根深蒂固的"屈原情结":恋君与自恋。南明政权远逝后,石涛的恋君意识必然让他寻找更现实的依托,这便有了他的两次接驾和北京之行。自恋在艺术家那里表现为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夸大,它导致"恋君"的无法实现。失宠愈加激发自恋,这种循环作用下的矛盾,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石涛表现为嘲弄传统、藐视权威,以此显露自我。纵观石涛的艺术观,其核心就是创新,创出一个"我法"来。这是他不甘寂寞的入世精神在艺术上的具体表现。"屈原情结"的本质是功名意识,它是造就中国文人艺术家人格分裂的基本原因。     

《离骚》题义新探

《离骚》的题义,迄今近20种解释均不确切;其确切意义应为“离开(楚语所说的)骚的人”,即“离开淫荡、躁臭、偏蹇的人——楚怀王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