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精神及其历史评价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屈原的人格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耿直无私、正大光明的品质，忠君爱国、矢志不移的情怀，疾恶如仇、苏世独立的气节补充了儒家思想的不足。开创了文人批评现实政治的先例，并使许多遭遇不幸的忠贞之士从屈赋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培养了独立人格。但屈原把人格修养确定为＂完美＂、＂纯粹＂是脱离生活实际的。他以高洁的诗人之性过分热衷于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使他的悲剧具有不可避免性。     

《离骚》“求女”喻意之我见

全面准确地把握“求女”喻意，对于了解屈原《离骚》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求女”喻指什么？众说纷坛，其中“求贤说”与“求君说”最有代表性。本文评述二者的偏颇性后指出：“求女”即为追求“美政”理想。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上博简类楚辞作品与屈骚比较探析

《上博简(七)》中的《凡物流形》与《上博简(八)》中的《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鷅》五篇文献,整理者将它们归为楚辞类(体)作品。这几篇文献的释文一出版,便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且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几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有着相似性关系。我们认为上博简这五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比较,不论是从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相似性只表现在《李颂》与屈原《橘颂》的写作形式和表现内容,及《凡物流形》前三章同《天问》的问句形式及内容上。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屈原与《九歌》的感情寄托

屈原的《九歌》充满了悲乐的情调,正是诗人心灵受到现实社会撞击的结果,是诗人自己遭遇离忧、含冤被放、眼睁睁看着热爱的国家没落而无可奈何的自然流露,是屈原借祭神来抒发悲情之作,为历代文人学习与借鉴的典范。     

论屈原作品的画面美

屈原善于运用色彩、物象、空间构图来塑造意象和意境。他注重意象本身的色彩美,选择最适合意象特点的色彩;他善于抓住意象形态特点,并且善于将系列意象组合成有感染力的场面;他利用空间衬托人物形象,对众多意象进行合理布局和安排。对色彩、形象、构图的重视,使他的文学语言更容易在读者头脑中转化成直观的美丽画面。这种高超的审美能力,缘于他的审美观和孕育他的楚地文化。     

漂泊世代:台湾当代作家的离散书写与原乡情怀

台湾当代海外作家的"离散"(diaspora)文学书写,将现代中国人集体流放现象再现为一种标记远离乡土的文化符号,体现较为特出的离散叙述和流放语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大量到美国留学而后居留下来成为知名作家。他们身在异乡心怀故土,形成了新大陆上的离散文学作家群体,表现了丰富的怀乡和复杂的原乡情感。不论出生于大陆与否,这些作家在乡土的追思中体现了矛盾的认同意识与离散语境,在关注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变动之余,也对民族文化的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关怀与忧虑。他们身处故乡与异乡之间,书写复杂的原乡情怀,表现出隐性或显性的离散与自我放逐情感。这些海外作家的离散情意结,也代表了海外孤儿追思大陆故土与台湾家园的乡土文化情怀。他们将中华民族集体离散的文化现象再现为独一无二的文学符号,构成台湾离散文学的主题和丰富的寓意。     

苏轼谪宦岭南与北宋后期政治变迁

苏轼是第一个流放岭南的元党人,也是最后离开岭南的元大臣。苏轼流放岭南后,十多名高官随之南逐,岭南成了朝廷打击关押元臣僚的集中营和用软刀子处死他们的刑场。苏轼等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谪宦岭南,对宋朝政治社会的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朝廷严厉打压不同意见,敢于和愿意为朝廷竭诚尽忠的臣僚大为减少,皇帝逐渐因下情不能上达而变得耳不聪目不明,朝廷成了少数人权谋算计、结党营私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