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

在湖湘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湖湘诗人，酿就了中国诗坛千红万紫的春色。人们看到，诗人们以自己饱满的激情和独特的诗情才气铸就的阕阕词章，为我国古今诗坛增光添色。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介一些湖湘诗人的作品，以飨读者。     

论清中叶岭南二家山水诗

清代中叶黎简、宋湘齐名岭南诗坛。二人之生活履历、态度、价值观多有差异，其山水诗之题材、意蕴、风格亦极不相同。但是黎、宋创作皆反对拟古，勇于创新，从而自成一家，并共同构成了清中叶岭南山水诗的主要风貌。在清代岭南诗史上，黎、本上承清初岭南三大家，下启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     

卢见曾幕府与清代中期扬州诗坛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在任时以爱才好士著称,幕府宾客众多,极一时之盛.卢见曾以其幕府为核心,广纳贤才,结交文士,鼓扬风雅,鼓励并影响着文人雅士的创作,幕府的宴集活动为其赢得了名声,使其成为了乾隆中期江南地区的文坛盟主.卢见曾幕府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扬州诗坛的繁荣,同时也影响着清代中期扬州诗坛风气的转变,促使扬州诗坛向“雅正”复归.     

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冯溥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己未博学鸿儒科后的万柳堂雅集为观照

清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后,冯溥以万柳堂为载体,以宴饮雅集为形式,倡导“宗唐”的“盛世清音”创作,借由诗坛唱和整饬和引导康熙诗坛的走向.在冯溥的积极干预下,“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复归,清雅平和的诗风重新占据了主流,“盛世文治”全面展开.     

道咸年间京师诗坛对山谷诗的接受

山谷诗在清道、咸年间的京师诗坛受到普遍推崇。师友间的辗转传授和相互影响推动了其广泛传播,而程恩泽和梅曾亮的作用尤为突出。诗人群体虽有宗宋与宗唐之分,但对山谷其人其诗均有赞誉。他们深契于黄庭坚挺立"不俗"的道德人格和潇洒物外的风神,并本于不同的诗学立场论列其诗作的艺术特征和渊源,进而肯定他在诗史中的地位,对山谷的诗学批评与创作也有引申和借鉴。这一现象既是乾嘉以来诗坛推举山谷之风气的延续,亦不乏现实针对性,即纠正性灵诗风;向后则开同光体之先声,成为诗学风气转变的重要表征。     

南宋中兴诗坛与萧德藻的诗名沉浮

萧德藻在南宋中兴诗坛诗名大著,曾一度被其时的诗坛盟主杨万里誉为“四诗翁”、“四诗将”之一,后经方回的反复称扬而一度列名于“南宋四家”,在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萧德藻一直是一个被学界冷落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在客观公允的评价其残存诗歌的基础上,联系诗坛峰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演进轨迹,分析其生前盛名,身后寂寞的深层原因:萧德藻在中兴诗坛声名大振是其时诗歌多元化发展趋势使然;而身后的千载寂寞缘于其诗作散佚,也缘于其诗歌风格冷峻奇峭,不易宏大的致命弱点。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