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进步.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岭南三家与清初诗坛格局之新变

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是清初岭南诗家三杰。屈大均为该派魁首,其雄奇诗风是岭南三家诗风的代表。此前岭南诗坛一直不被全国诗界重视,岭南三家的崛起,终于促成了岭南与中原、江浙诗坛鼎足而三的格局。清初诗坛的分野,有其政治和文化的背景,深入探讨上述各种关系,对解析明清易代之际传统诗风的嬗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王是闽中诗派的重要成员,又是活动于永乐年间的"东南五才子"之一,在明初的诗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这位诗人的生平遭际及其诗歌创作,可以了解到封建集权专制下作家的生存状况,进而探索明初诗坛日渐式微的原因。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文献梳理与思理拓新相结合的文学史新著——评《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

近年来。明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及一些重要的作家群体、文学流派仍然受到持续的关注。一些过去术曾或较少被关注的二三流作家及作家群、文学流派、文学类型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时，随着许多文学史料小断得到深入开掘，人们对明代文学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入。在这些研究中，余来明的《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颇具代表性。     

盛唐诗坛的演进趋势:诗人身份下移与诗歌地理分布扩张

盛唐诗歌走向鼎盛,有渐进的过程.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盛唐诗坛一直在演进中渐次走向辉煌.从诗人身份上考察,诗坛的主要诗人由权贵转变为下层官吏和布衣;从地域上考察,诗歌的地理分布也是逐步扩张,从京洛等文学发达地区扩张到城邑乡野乃至关山塞漠,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两种趋势同步发生,相互伴随,诗人因身份下移而远离了政治中心,诗歌也在不同地域出现并绽放出异彩.     

论清初山西廉吏诗人创作群体

清初山西诗坛特色独具,其最引人注目的是廉吏诗人频出。这些廉吏诗人政绩突出,为官清廉守正,甘于清苦,表现出了传统的儒者情怀;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或表现政事之余的诗意生活,或感怀宦海之艰难,或流露为宦之心曲,宦情色彩浓厚,在情感指向上,亦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他们清廉的为官之道与具有宦情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山西诗坛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山西"俭啬"、"崇信"、"尚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勤俭节约的民俗民风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