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

明中后期,诗坛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强大的优势横扫诗坛,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亦风靡一时,而在两大强势文化的夹击下,吴文化风雨飘摇。尽管未能引领诗坛主流,但处于弱势的吴文化仍与强势的齐、楚文化鼎足而三。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挥戈诗坛,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倾力编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吴文化与齐、楚文化共生的命运说明了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地因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改变。     

一本视角独特的"体贴"之作——评刘保昌著《戴望舒传》

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戴望舒无疑是位领军式人物,他极力倡导现代诗,实验现代主义诗歌,一大批青年紧随其后,形成继郭沫若之后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二个高峰。诗人一生,虽只留下90多首诗,诗作数量不多,但其间的投影却是五彩斑斓的,远非一个现代派所能囊括,这也就给戴望舒的研究者带来一定的难度,如何准确地把握戴望舒     

论南宋"上饶二泉"其人及其诗

南宋诗人赵蕃与韩淲并称为"上饶二泉".方回将他们续入江西诗派,在其《瀛奎律髓》中选录二人诗歌较多,且在《桐江集》中多次提及他们,且评价颇高."二泉"名节高尚,诗歌渊源有自,慕陶、写陶之作尤多.赵、韩二氏互相学习、彼此唱和,存世诗作更是数目不菲,影响南宋诗坛较大.     

论乾嘉诗坛

乾嘉诗坛在诗论主张上主要是沈德潜格调派和袁枚性灵派的对立．康熙雍正以后,武装反清势力已被彻底镇压,对思想的■制更加变本加厉。格调派和性灵派虽然针锋相对．但两者都不触犯统治者的利益,故都能为清廷所容忍,这种诗论和乾嘉时代的朴学,以及桐城派的文论和稍后常州派的词论,都是同一政治气候下的产物。乾嘉时代诗人众多,沈厉袁赵,将姚黄张,可称乾嘉八俊,此外的诗人尚多,钱载及其秀水派,岭南黎简宋湘,亦各有特色。但总的成就平平．远不如顺治康熙时代。     

细说“诗坛泰斗”生前身后事——评叶锦《艾青年谱长编》

艾青研究从1935年5月孙作云先生的《论＂现代派＂诗》论及艾青,到1936年12月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艾青：〈大堰河〉）》,再到同年刘雪苇的《关于艾青的诗》和茅盾的《论初期白话诗》,至今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七十多年来,艾青研究资料可谓卷帙浩繁,当然,也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艾青研究已几近穷尽,     

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创作趋向

文章对台湾中生代诗人的概念作了界定,分析了中生代诗人的群体追求和诗学理念,认为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创作趋向主要表现为:中生代诗人是诗坛创作的主力,他们不再有"集社"的主张和行动,形成"非集团化"的走向;不少中生代诗人向"学院诗人"转型,此外女诗人主体意识提高,女诗人崛起,展现出另一种崭新的风格.中生代诗人所显现的创作趋向,在诗史的演变和发展中有其特殊意义.     

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前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人物,影响着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又为初唐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墓志的一半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层面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证材料。《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特殊的传记形式和文字上的曲笔表现透露出墓志文体新变的信息。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歌创作成就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西晋诗歌在题材内容的多样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语言词采的锤炼上继承、发展了发展了建安、正始诗坛,呈现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创作特色,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吴梅村：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是入清后的诗坛领袖。时局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激发了其愤怒之情,他以数量众多、艺术精工的七言歌行诗记述时事、反映社会,风格苍凉激越而缠绵哀婉,其诗歌被称为独步一代的“梅村体”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