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秦简中的几个官名考略

对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官名进行了考订和解析,对秦代官制研究作了新的诠释。     

岳麓秦简中的"为符官"与"致所官"考论

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为符官”和“致所官”这两个新见官署名的考证和分析认为,秦代的“为符官”不仅负责符券的制作颁发,而且还负责符券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同时具有对符券传递过程中不尽职者进行举劾和论处的权力,而“致所官”则只是一个按照“为符官”所发符券要求负责物资发放的县级官署而已。     

岳麓秦简《奔警律》及相关问题浅论

从解读岳麓秦简《奔警律》的内容入手,着重对这条秦律中所出现的“奔警”和与“奔警”相关的一些语词进行了类比分析,同时,对秦代奔警的人员、奔警的方式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中日古代文论中的“情”、“人情”范畴关联考论

作为中日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情"与"人情"在字源与语义上相通相连,但同时在各自的思想史与文论史上的作用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对"情"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具有"人情主义"倾向;中国对"情"的抑制时松时紧,但总体上具有"抑情主义"倾向。日本的"人情"一直保持着汉语"人情"的原初本义,专指人的自然感情,而没有汉语"人情"概念所含有的人际往来、人情世故的复杂含义。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文论家,极力抽掉"情"或"人情"的社会性、俗世性、道德性的内涵,使其作为超越世俗道德的含义单纯的审美概念。     

“隐士”考论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研究面宽、朝纵深方向发展的纷呈局面。稽诸正史,旁及笔记文集,研读今人著述,发现对＂隐士＂的定义及＂隐士＂文化理论建构的过程认识和描述,莫衷一是,各持一端,多有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处。考察＂隐士＂一词出现以前的＂隐士＂文化的历史衍变,探究儒道两家对＂隐士＂文化理论的建构,方能明白＂隐士＂最为本初的面貌,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杨万里与尤袤交游考论

在南宋诗坛“中兴四大家”中,尤袤留存至今的著述最少,身后之寂寥与生前大名形成较大反差。在当日中兴诗人的交游圈中,尤袤其实是很活跃的一位。尤其是他与杨万里的交游,更具有诗人之交的典范意义。两人在学术上宗儒践道,政治上相互声援,性格志趣亦多投缘。文学上往来唱和,旨趣渐近,诗风大体表现为出江西而返晚唐的趋势。作为诗坛领袖,杨万里对尤袤才华激赏不已。这对于提升尤袤诗歌的地位、加速其流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由于两人诗风的一致性,后人也往往将其相提并论。     

林本裕与《辽载前集》考论

清初盛京文人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是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私人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弥足珍贵。文章依据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自序》,以及作者最新整理出版的韩国史料,并结合其他清代文献记载,考证出林本裕的父亲即是清初曾在数省担任巡抚的林天擎,补充了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之不足。根据朝鲜官员李日跻《燕路笔谈》中的珍贵史料,描述了林本裕坎坷曲折的一生,并且对《辽栽前集》一书的编纂过程及文献价值,以及被打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原因,做出了确凿的分析和解释。     

论古代官名与称谓语的关系

官名不仅是职务的指代,也是称谓的一种。古代官名用于称谓的现象很多、特别是唐宋以来。不过利用官名称呼的不一定就是担任官职的,这就是常说的僭称。古代官名与称谓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古代官名有的演变为一般的称谓;另一方面,有的一般称谓语在一定的场合则又反过来成为宫廷和官员之间的特定称呼。     

三国蜀汉辞赋考论

蜀汉辞赋虽不是时代主流,成就也不高,但它是当时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诸多因素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一般认为,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处于＂无文＂的状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蜀汉辞赋逊于魏、吴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身的文学基础不厚;归晋后蜀人政治地位低下,坎坷沉沦,文章不易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