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学价值观的转化与文学性的变迁

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17世纪作家们的创作就是为了在文艺活动中得到名次和荣誉,借以显示自己的水准与实力,而没有"利"的目的.文艺创作完全不考虑作品自身的经济价值,而靠统治者或达官贵人的赞助和扶持,作家们生活无忧无虑,使文学创作及作品本身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经济效益.18世纪开始商品经济意识大力度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其结果使文学艺术成为了商品.作家们为利的需求而创作,读者和观众为了享受的需要而购买,稿费或稿酬形成了供需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与原则.赢得了读者就赢得了作品的传播,赢得了作品的蜚声文坛就赢得了经济利润,而名利双收也就标志了文艺作家个人奋斗的成功.文化活动组织者都以牟利为目的,文学艺术的本质追求已经不再是创作的动因,一切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之选择都与能否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了一起,文学性自然被挤出了原有的位置,而消费大众群体在这个文学艺术的生产链上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个人与群体间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向——兼论个人存在的两种群体生活类型

个人与群体是唯物史观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哲学史上,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主导性思想是实体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影响甚至阻碍了其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此,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转向就成为其理论的最新诉求.与实体性思维方式相区别,关系性思维不预先设定思考问题的前提或基础,而是在互动关系中动态追问其前提或基础.在关系性思维的引导下,探究个人存在的群体生活类型,重新阐明个人存在与群体生活之间互渗互斥的辩证关系.     

论“生育少数群体”

“生育少数群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生育少数群体的诞生是与辅助生殖技术（ART）密切相关的。自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便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这一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基于对不孕症的治疗所引发的,之后拓展到其他人群,形成了其结构的多样性;同时,这一群体的地位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     

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

15-17世纪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世俗政治体系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增强,英国国王开始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经济改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也成为其整合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     

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

《商君书·徕民》是战国晚期比较特殊的作品.作者对秦国"百战百胜"却克服不了"三晋"敌人感到疑惑.基于对新的人口、经济、军事条件的理解,作者对《商君书》早期篇章的建议做出了彻底调整.他主张采取"人口战争"的策略,以改变秦国与"三晋"的人口不平衡状态.《徕民》篇的革新思想体现了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从非理性群体意识到集体主义精神理念--论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

集体主义精神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 ,它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崇尚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中国作家来说 ,他们对“集体理性精神”并不会感到十分陌生 ,因为两者之间形而下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仅仅凭借“形而下”的相似性 ,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本质 ;问题是信奉儒家实用主义伦理哲学的中国作家 ,究竟是如何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念 ,顺利地切换为无产阶级“集体理性精神”的思想信仰 ,并进而营造出了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神话 ?     

司法中群体观念的形成机制——司法如何应对民意的前提考量

探究司法如何应对民意,就必须加强对民意形成过程的认识和理解."群体极化"理论对网络时代的民意形成机制有较强的解释力.理论上,群体极化效应主要由两个机制形成:名誉机制和信息机制.中国因其国情也给群体极化效应提供了特殊要素,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交流模式加剧了群体观念极化的频繁发生.本文以论述"群体极化效应"为主线,加入对关于民意形成机制的其他成果的简单综述,以期能够引起法学界对民意本身的重视.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