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

声无哀乐论是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未必是嵇康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其理由是:其一,<声论>的立论依据不充分.音声不变论是用声音的特点来代替音乐的特点;声情无常论错误地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说成是符号和实体的关系;情在听众论回避了作曲家和音乐的关系.其二,<声论>的驳论之所以具有张力,主要是在论辩术的层面上.主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战胜对手,他或者用诡辩法暂时胜人之口,或者提供一种新解释.却不能完全否定对方观点.其三,<声论>的这种特点与魏晋清谈的特点是一致的.清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很多论客热衷清谈,目的不在探求真理,而在寻求思辨的快乐.<声论>可以说是清谈的文字版.     

嵇康：把自己打成一块铁

嵇康和阮籍一样，都是幼年失去父亲，靠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只不过，他从小在家就很娇纵，任性不羁、疏狂恣肆的性格，是打小的时候就养成的。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否定

唐代诗人在认同接受嵇康名士风流的同时,否定的声音也未停止过。他们对嵇康的否定涉及到他的"养生"、"慵懒"、"饮酒",以及他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诸方面。对嵇康的否定折射出的是唐代诗人的时代风貌。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读

嵇康《卜疑》是拟屈原《卜居》之作,两文互文开放,呈现出从卜问宅基到卜问处世再到愤激质疑世道的轨迹,又各自与所处文化语境互文相生。屈原《卜居》与古代卜辞结构相通,嵇康《卜疑》在结构上仿效《卜居》,在思想上凸显徘徊于显隐之间、嫉邪憎恶却无能为力的无奈心理。魏晋时期对屈原的广泛接受是《卜疑》拟效《卜居》的独特语境。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嵇康论体文的论辩思想与论辩艺术

嵇康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论体文是其文中最重要的文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论体文是在明确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对对方谬误进行多角度批驳，而其最具原创性的论辩方式就是攻心术的运用。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嵇康论体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试为嵇康教子“不肖”正名

鲁迅先生对嵇康教子＂不肖＂的评述一直以来影响甚广。然而嵇康之为人既有刚肠嫉恶的高傲一面,也有宽简中和的深情一面,因此,嵇康在《家诫》中教子立身守志和处世谨慎和其平生为人是一脉相承的。谓其教子＂不肖＂,实乃有失公允。     

鲁迅与嵇康的精神契合和位移

鲁迅和嵇康在精神特质上的相似 ,已为鲁迅研究者所注视 ,但其剖析似乎不够翔备。该文通过三个方面 ,即思想的“承传”与“化解”、现实的“挣扎”和“反抗”以及精神的“绝望”和“希望” ,对两位文化奇人作了比较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从飞鸟意象看魏晋诗人对理想与自由的追寻

在诗歌史上,飞鸟意象是文学家们钟爱的选择,自《诗经》始就有鸟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到屈原笔下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飞鸟故事,及至汉末,鸟意象更是诗人所吟咏的共同题材之一;魏晋时期,从曹植诗文里出现了鸟的寄托与孤鸟网罗等意象;到正始时期,阮籍嵇康高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此时飞鸟意象充满了愤慨苦闷的长鸣;而陶渊明的田园鸟表现出的是一种敛翼独归,不与众鸟的高迈自适。它们各自映照了不同时期文人的现实人生经历及其情感变化,反映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