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泄愤抒怨与情感融合——兼评嵇康和陶渊明的“诫子”诗文

诗可以怨成为孔子之后诗歌自觉的审美情感追求和本体存在依据。兴观群怨成为诗歌诸种功能最为形象的表述,但怨却凸显为诗歌最基本的价值功能之一。兴为读者进入诗歌氛围的首要条件,使读者可以感受、观察、了解世界,形成社会共识,建构起和谐相处的公共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达成心理情感的共鸣与互认,进而实现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至乐局面。陶渊明和嵇康的诗歌都很精彩地实现了这一审美价值。两位异代诗人在对亲子的谆谆告诫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因缘和心灵契机。     

鲁迅师爷气的魏晋探源

鲁迅的文章思深力遒、酣畅淋漓、纵横千古、形式活泼,而其好立异说与善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以尖锐锋利之目光和精密深刻的头脑著称的师爷气.鲁迅在魏晋士人特别是嵇康身上汲取文化素养,这一主动性选择激活了其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中的师爷气,最终形成以冷峻、缜密、犀利、深遂著称的文风.鲁迅师爷气的形成是其与当时黑暗现实抗争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内心世界中对独立精神追求的体现.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

嵇康传世作品,有诗歌60首,韵文3篇,论文9篇,书信2篇,家诫1篇。其中,《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是名副其实的代表作。《养生论》主张养形,更重养神,编织出一幅精神“桃花园”;《声无哀乐论》探索音乐理论,闪烁着美学的光辉。两论的核心是“自然之和”,即大和,天和,这是嵇康 养生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他的名理文章乃至全部著述的精髓所在。魏晋易代之际,盛产两面派,形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名士“清谈”,意在言外,读者但“得意忘言”可也。     

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竹与魏晋文人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力图超越现实,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游。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得”,人格上的完美。竹林名士的精神内蕴与竹的某些特性相暗合,因而“竹林”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他们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用其特有的情调诠释了一个时代的风度。     

儒玄思想视阈中的嵇康论体文

三国魏末时期,儒玄思想相互交融与撞击,呈现出多元化的状貌。以此为观察视角,我们看到这时期的文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体式也表现出丰富的变化。作为这时期文学领袖之一的嵇康,其论体文表现出儒玄兼具的特殊风貌,既具有儒者之心的内核,又体现着尚玄崇理的特征。     

论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从先秦开始到近现代中国,论述了我国自然主义教育发生发展的脉络,提出了我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命题,认为道家是它的起源,嵇康是它的独立形态的创始人,柳宗元是它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蔡元培是它的集大成者。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雅志不得施”之后的“冲净”--嵇康《述志》诗中的心路历程

嵇康两首《述志》诗,排比意象,寓物述志,表面写游仙、求隐,实质是求索咏志,既是对传统诗学言志精神的传承,又是对老庄、儒家处世方式的思考,展示了“雅志不得施”到“冲静得自然”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