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兽之美者：滇象北往与贡象南来(之四)——基于历史民族学的人象伦理关系考察

以2021年滇象北上为缘由,梳理了亚洲象在中国史前的分布及其南向退却的研究线索,对《尔雅》中“有梁山之犀象焉”的经典之论进行了地理方位及其含义的考辨;从中国历史时期朝贡体系的视角,对中央王朝崇尚象牙制品、宫廷卤簿陈布驯象仪仗的传统进行了探讨;行文遵循了依时叙事的脉络和古今知识融通的书写,突出了唐宋以降诸朝在象牙聚敛和驯象利用方面的史实,就域内外“南蛮”之地驯象之贡象征的天朝威仪及其对五方之民互动关系产生的影响,展开历史民族学的研究。述及诸如契丹索驯象、女真掳驯象以效法中原卤簿威仪的“礼乐文章”认同,元朝统治者驭象以乘、往返两京的壮举及其对明清两代的影响,明清宫廷驯象之尚在域外“东夷”藩属的蛛丝马迹,乾隆赐驯象于卫藏的治边理念,以及南越象奴留驻宫廷的境遇等历史故事,其中不乏对相关资料和观点的辨析;在较充分地利用正史、野史有关人象关系的资料基础上,指出了以“象齿焚身”为代表的生态伦理扭曲及其对社会观念的误导,揭示了殷商史鉴之“象箸玉杯”、天子美德之“不贵远物”的实践悖论,析述了历代王朝衰败于“象牙筷定律”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大象资源的南却和锐减,杀象拔牙、宫廷驯象利用是不可回避的动因。这一...     

兽之美者：滇象北往与贡象南来(之五)——基于历史民族学的人象伦理关系考察

以2021年滇象北上为缘由,梳理了亚洲象在中国史前的分布及其南向退却的研究线索,对《尔雅》中“有梁山之犀象焉”的经典之论进行了地理方位及其含义的考辨;从中国历史时期朝贡体系的视角,对中央王朝崇尚象牙制品、宫廷卤簿陈布驯象仪仗的传统进行了探讨;行文遵循了依时叙事的脉络和古今知识融通的书写,突出了唐宋以降诸朝在象牙聚敛和驯象利用方面的史实,就域内外“南蛮”之地驯象之贡象征的天朝威仪及其对五方之民互动关系产生的影响,展开历史民族学的研究。述及诸如契丹索驯象、女真掳驯象以效法中原卤簿威仪的“礼乐文章”认同,元朝统治者驭象以乘、往返两京的壮举及其对明清两代的影响,明清宫廷驯象之尚在域外“东夷”藩属的蛛丝马迹,乾隆赐驯象于卫藏的治边理念,以及南越象奴留驻宫廷的境遇等历史故事,其中不乏对相关资料和观点的辨析;在较充分地利用正史、野史有关人象关系的资料基础上,指出了以“象齿焚身”为代表的生态伦理扭曲及其对社会观念的误导,揭示了殷商史鉴之“象箸玉杯”、天子美德之“不贵远物”的实践悖论,析述了历代王朝衰败于“象牙筷定律”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大象资源的南却和锐减,杀象拔牙、宫廷驯象利用是不可回避的动因。这一...     

明代州县行政运行机制的特点

明王朝建立的是从蒙古人为主体的政权突变为汉人为主体的政权。朱元璋不愿意照搬元代的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完全改变元代的制度。因此,他在效法汉、唐、宋制度的基础上,又以当今制度不能尽如古制、在进行一定规模改制的同时,既因袭元代的制度,又致力于抑弊除奸,这就使明代的州县行政运行机制具有了融合、因袭和创制的特点。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

晚清以来,随着捐纳、保举的扩大,致使州县候补人员流品混杂、仕途壅滞;而督抚任用中的不拘文法,也直接冲击原有的铨选成例.新政开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行,州县官选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学习考试以定去留;变通回避之制,准州县官近省取用;停止部选.这些变革不仅呈现出被动应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各方利益的牵制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