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天王：传说与信仰

白帝天王或曰三王是湘西地区影响最大的本地神祇,在湘西流传着众多异文。用故事学的方法梳理这些异文可以发现：伴随本地区的社会变迁,白帝天王传说的核心母题由最初的“威慑”,后变为“忠顺”,至清后期转变为“三王之母”,同时,神祇的功能也出现相应变化,从早期的神判,中期的教化,发展到后期的赐福。在信仰流变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都参与了神祗的构建。作为一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三王信仰中的人与神关系具有典型性。     

吴孟超：走上最高奖台的“神州第一刀”

1月9日,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是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搜神记》中的韵文研究

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在写作上采用了韵散相间的叙述方式,其中的韵文可分为:谣谚;预言、卜辞和隐语;诗歌。分言之,谣谚的征引使小说既保留了民间传说固有的风调,又使作品的思想得以升华;预言、卜辞和隐语的使用,来源于国人原始信仰的积淀,在小说中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反映了其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作品中还有一些赋诗、引诗的情况,这种承自上古文学传统的表达方式,提高了小说的文体地位,增强了小说的鉴赏性。概言之,韵散相间的写作方式具有深刻的文体意义,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略论魏晋“形神”理论的美学转换

"形神"理论最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哲学问题,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和随之而来的玄学思想深化了这一理论,并使之具有了美学意味,进而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观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形神"理论的这种演进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转换过程,并且具有明显的逻辑痕迹,因此,对这一过程作细致的思考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特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中国传统宗教(上)

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本土道教以及产生于明清二代的民间宗教构成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中国传统宗教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敬天法祖"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核心。道教和民间宗教是中国自己创立的作为社会形态的教派宗教。中国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神崇拜及其互融、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入世情怀和天(神)合德等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的文论意义

中国文学思想其实不限于学士文人之间的切磋讨论,统治意志对待文学的态度,其实亦起重大的支配作用。正视历史的真实相,则《四库提要》所体现的官方文论立场,则显然易见,而学界在整理总结《四库提要》的文论思想方面,亦已成绩斐然。唯于其中的观念的形成过程,则必待今存翁方纲所撰《四库提要稿》方能清楚理解。本文发现翁方纲拈出“神理”为判断文学根本性质,意义远出学界所“肌理”观念之上。然因其原出明茅坤《史记钞》,在抹杀前朝的官方意识的前提影响下,《四库提要》定稿者拒绝翁方纲的意见,更加有激于此而进一步强化官方意识,抑制文人学士的观念发展。     

学养、才情、心灵的净化——读陈川的人物画

借求学之缘,我和陈川相识于广西南宁,后又在北京相逢,平日对饮畅谈,引为知己。其为人稳重敦厚,谦和恭谨,刚毅中不乏温和,严肃中深藏智慧,予人一种文质彬彬的儒雅印象。古人云＂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此似已为公理。     

文化与自然:对广西新罗村变迁历史考察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与自然的冲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以广西境内的一个汉族村落--新罗村为例,考察村子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变迁,关注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新罗村的过去与现在告诉我们原生态的自然并不能自动满足农耕文化的要求,人们必然要改造自然,为文化的植入培养温床,从而才能有生存空间;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冲破了原有的文化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文化中客观上维持了文化与自然平衡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必不可免地随之淡化.在当前发展趋势下,文化对自然的这种不自觉关系还将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