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试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日本明治期儿童文学的历史轨迹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是起步于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之后。本文从时代发展的宏观角度,着重探讨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并基于此考察了日本早期儿童文学读物的特征与嬗变、创作型童话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揭示出明治时期萌芽的新的儿童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的概貌,以及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从《皇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论陈子龙的编辑思想

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治乱攸关”的政书和“治国制度型的经世文编” ,以编书资治来挽救明末社会危机 ,反映了陈子龙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 ,在编辑方法上采用主编负责和集体选辑 ,编者角色具有政治化和学者化合一的特点     

张筱膺的禅意山水

佛教讲缘起,即万事万物间的普遍而微妙的各种联系。张筱膺凭一支画笔,往来于寺院、交流与僧尼,真是因缘和合、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眼中,佛教应该是无为的、僧尼应该是遁世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很不全面的。中国的大乘佛教讲自利利他、讲六度万行、讲弘法利生,要求佛教徒以入世的精神办出世的事业,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史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碰击、交融、发展的历史,中国佛教从来就没有     

儒家人生美学“诚”范畴的存在论解读

儒家人生美学推崇“诚”,认为“诚”生“天”生“地”,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道”,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生成与构成的原初.人只有顺应自然,还原到自然的“诚”的心性,才能感化他人,化育万物.     

明代前中期话本小说演变探微——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到《明悟禅师赶五戒》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二拍",话本小说经历了由书会才人口耳相传到文人创作案头文学的发展过程,其体制、模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了话本小说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古今小说>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为例,探析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