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尊崇与依赖——辽宁职业声望的调查研究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过计划经济体制的洗礼,在应然性上应当表观出与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不同的职业价值观。对辽宁职业声望的调查,以2006年的937个辽宁城镇居民的调查样本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相关调查的比较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度密集的辽宁的职业声望评价已经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特点,特别是在职业声望评价中行政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折射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对社会心态的深远影响。     

权力的合理化与规训权力时代的自由

权力的合理化,是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而出现的重要现象。作为从权力视角解读现代化历史的重要思想家,福柯从权力的合理化角度,考察了规训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分析了规训权力的特点和社会功能。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被以监视权力为代表的规训权力所攻占,但是,福柯并不认为自由的空间已被彻底剥夺。福柯肯定了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权力与作为权力的阻力的自由的共生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福柯的权力观是一种积极的权力观。     

道德困境折射出的权力关系——评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

文章从维多利亚时期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现实为切入点,分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教师受到的来自男权社会及其代表者布莱庄园男主人的控制与压迫,以及她对于这种控制的反抗,并借助符号矩阵来进一步展示存在于控制与反抗的道德困境中的权力关系。     

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之发展与意义检视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深入与展开,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从强调个体主导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倡导社会优位的权利本位思想;由侧重通过本体和价值层面阐释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说权利本位思想;以研究法理学框架下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在法理学指导下的多层面不同部门法学科的权利本位思想研究。权利本位思想的兴起不仅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符合现代法治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意识的形成。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权力分析的特点与文化分析的缺失——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点思考

吉登斯将权力、时空、能动与结构连接起来,让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就是结构,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则与能动相连,权力的扩张范围则与在时空中的聚集程度相关;吉登斯具体分析历史中权力的扩张时,认为这种扩张是配置性资源与权威型资源同时起作用的结果,社会变迁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共同作用.吉登斯对权力的分析也是有内在缺陷的,他对权力分析,只是说明了通过权力的作用而产生的支配现象的客观性,没有具体说明这一支配过程产生的具体原因,而导致这一点的深刻原因在于结构化理论对文化分析缺失.     

论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

本文拟从法院体系内实际运行的权力入手，分析这些权力的运转规律对法院组织体系的影响。通过对法院体系内权力运行特点的理论分析，以及研究这些权力与法院组织体系的相互关系，从而为现有法院组织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依据，并对中国法院组织体系内的权力运转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对现有法院组织体系进行变革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探讨对法院组织体系改革的具体设想。     

中国特色监察管辖制度：生成逻辑与法治化发展

监察管辖制度关涉监察机关的权限及与其他机关的权力分工,并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产生影响。该制度是立法者基于强化党对监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惩治腐败的战略优先性、实现监察全覆盖、权威高效反腐的多重逻辑创设的,凸显“监察优先性”特征。针对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短板,为避免“监察优先性”陷入“监察中心主义”,应以法治化发展为导向,确立法定管辖原则、管辖能力匹配原则、有效衔接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以此为基础,可先后通过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能力、修法消除影响监察管辖制度法治化发展的制度成因,逐步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毫无疑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公共政治话语中一个无可争辩的共识。然而,在理论上去界定法律平等概念时,我们将面临诸多棘手的争议。第一个争议涉及法律适用平等,即法律平等概念要么被认为是多余的,要么会引发实证法与自然法之争;第二个争议涉及法律内容平等,即法律平等究竟规定的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第三个争议涉及法律可得性平等,即如何保障公民获得法律事实上的平等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从理想的条件出发还是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对于理解这些争议迥然不同。换言之,此理论上棘手之争议,在实践层面基于诸理由即可得到解决,并能给出清晰明确的底线规定。此外,受此底线规定约束的法律平等实践,可以不通过“哲学王”而实现其“权威应奠基于知识而非暴力”的理念。     

超特大城市街道办体制改革的权责逻辑

随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市辖区向“管政府的政府”转型、属地责任强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配置已无法适应城市治理的现实需要。为缓解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失衡问题,各地纷纷展开以推动执法权下沉为主线的改革创新。通过对案例城市新修订的街道办组织条例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在治理重心下移时代,街道办的权责定位仍然存在“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应然”层面,街道办的权责配置趋于明确、执法权得以强化、履职保障机制逐步优化;“实然”层面,依然存在权力承接困难、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向社区过度摊派工作等新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街道办编制不足、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区—街—社区”关系不清。未来优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体制的基本方向应是在保持派出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真正将街道办坐实为一级权责平衡的“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