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研究

巴塞尔协议的阶段性成果既是一定时期内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代表着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和国际银行监管框架与风险管理原则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标志。作者以2003年4月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监管原则为分析框架,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国际银行业的不同影响和反应,并针对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概念巴塞尔委员会将银行风险分为八类：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有新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把评估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工作与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多少风险就应该有多少资本,风险越大的银行资本就应该越多。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指商业银行为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其业务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处理的活动以及金融管理当局为实现金融、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要求,对商业银行风险实施的外部监管活动的总称。     

论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善

作为现代国际统一银行监管标志的《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回顾巴塞尔协议中关于国际银行监管思想的演变,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和我国现行外资银行立法,提出只有依据(新)《巴塞尔协议》的精神,加强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对中国的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管,发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论对跨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母国监管

随着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跨国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不断增加,仅仅依靠一国的单一监管已不足以防范金融风险并确保银行的稳健经营。跨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不同形式备有其法律特性。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和国际金融监管实践,对跨国银行集团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法律监管应以母国的并表监管为核心,在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建立持续性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碎片的世界——析《玻璃山》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巴塞尔姆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玻璃山》中体现出其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他运用非线性、反体裁、拼贴画等手段在语言上进行大胆的革新,以碎片的形式、元小说的特点刻画了碎片的主题,从而创造了一个碎片式的世界。     

略论后现代主义寓言的叙事特征——评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亡父》

以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美学理论,解读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亡父》,发现该小说文本从不确定性、\     

新巴塞尔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协议以资本充足率、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成为国际银行遵守的标准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商业银行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及不足,并探讨新巴塞尔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论农村银行机构如何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11年7月,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农村银行机构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的指导意见。意见的提出对调整农村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促进资本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壮大农村银行的综合实力、全面强化农村银行的风险规避意识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正视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对农村银行机构的重大意义,明确新资本协议在农村银行机构中实施的具体步骤,促进、推动新资本协议的有效落实,是农村银行机构目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社会成本及外部性问题的“前提”反省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谈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以及“河流污染问题”,徳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谈到随便排烟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实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因此不能够简单地用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更不能简单地以“费用高低”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倘若某厂商的生产活动对人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抑或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而这种污染又在环境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范围之外）,那么此时无论该厂商是否获利或者获利多少,都应该通过改进技术将这种负面影响内部化,否则,将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背道而驰。基于人权与环境的优先性,我们有必要对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及徳姆塞茨外部性内部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