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论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概念的结构

文章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市民社会的概念结构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作了一个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阐明特殊性与普遍性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是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在结构.     

试论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团体人格性质

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法学理论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合伙企业法》把它规定为法人之外的一种营利性组织,并没有统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如何界定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仍是需要论证的议题。通过对团体人格即法人制度的产生契机及其特殊性进行粗浅的探讨,结合两大法系国家有关合伙企业法律地位的规定,说明合伙企业应具备团体人格资格。     

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

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制经济,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一句话,“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是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评介

<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80年代关注的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这一关注与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紧密结合在一起。90年代之后,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学界的青睐,其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90年代国内市民社会一般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

市民社会的兴起顺应了公民自治能力提高的要求,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由“官德”而转向“民德”;市民社会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权力制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市民社会的兴起促使政府统治向治理尤其是善治的转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     

西方人文精神及法治信仰对我国法治之路的启示

古代西方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及法治信仰对西方的法治传统与法治模式的形成和完备起了无可比拟的催化和支撑作用。这对架构和推进我国法治之路不乏启示和多有助益。     

乡镇市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

随着乡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市民社会及其利益代表组织也快速兴起。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在农村的终结、政府因管理失灵而从乡镇市场中淡出以及国家权力退出导致乡镇公共服务真空是其兴起的时代背景。乡镇市民社会的阶层主要有:乡镇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农民精英阶层、乡镇外来务工人员阶层和外出务工的农民阶层,其利益组织既有体制内的非政府组织,也有体制外的组织,其兴起的特点主要有过渡性、非农性、脆弱性和连接性。乡镇市民社会对于乡镇政治和经济生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乡镇政府对于乡镇市民社会的治理有四个方面的路径:放权又树威;推动其自治与自律;确认其利益诉求;促进其文化转型。     

社会科学团体管理信息化研究

(一)社会科学团体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团体管理信息化,是指社会科学团体为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向全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活动和过程。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信息技术在社会科学团体管理中的应用,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对社会科学团体以及社会需要和拥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开发与整理,使零散杂乱无章的信息成为宝贵的财富,并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为社会共享,从而更好地为有关领导和部门提供信息参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第一,是提高社团管理水平的需要。社会科学团体管理,…     

执政党政策制定中群众利益的认定

执政党正确制定政策的前提是正确的利益认定,后者关系执政党政策成败和政治前景,有着重大的政策、政治意义。为保证利益认定的正确性,必须让群众自己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又必须明确界定市民社会利益与执政党利益的异同。惟其如此,才能达成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执政党也才能够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