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市场、国家及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和美国艾奥瓦州的比较分析

作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纵向一体化对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区域的人类与景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地处美国的中部,还是地处阿根廷的南部,促使当地人无法立足的农业类型均是家庭规模的市场化生产。家户式的生产模式通常会趋于多样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美国艾奥瓦州家庭式生猪生产商和位于阿根廷里奥内格罗省的家庭式苹果生产商,均由于纵向一体化的全球公司而从多方销售的独立生产商变为无法立足。它们对纵向一体化各种方式的抵制,证明了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展示了可以怎样动员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来创造和控制各种可供选择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由于造成家族式企业主要弱点的原因各不相同,里奥内格罗省面临的是劳动力问题,而艾奥瓦州面临的则是环境问题,纵向一体化的机制在两地的实施也有所不同。因此,跨国公司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实现对价值链的最大限度控制,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债。在两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都试图既实行直接控制也实行分包,并通过分包减少抵制。对保留识别产品(identity-preserved products)分销的备选价值链进行正规化,为持续不断的抵制提供了一种结构。然而,反对更具持续性的结构的统治体制发挥了作用,阻挡了会给当地居民和生产商更多选择的政策。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建设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惟有欧洲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历史土壤才能孕育出市民社会并促其成长。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活动领域的理论抽象并以此对应于作为公共领域抽象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所源出的CivilSociety一词,自古希腊城邦时代起在西方就有着涵义不尽相同的多种指谓,它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公民社会,还可译为文明社会。当它被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加以表述和阐发时,它便恰如其分地指谓着CivilSociety在西方某一特定时代的主要意义。由于市民社会蕴涵着丰富的本土文…     

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下）——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

20世纪末,公共新闻运动虽经10年之久,却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普通市民无法获取近用权、参与公共生活的状况。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在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参与新闻在传统媒体系统外部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新闻传播模式并非是要取代传统模式,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与传统模式互为补充。     

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法基本理念——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民法的哲学基础,私法自治原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民法的体现。私法自治在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充分借鉴自由主义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尊重权利、重视市场和市民社会自治等观念,在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中,我国应充分体现私法优位、私法自治原则,充分确认和保护私权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自由,将国家和公法干预减少并限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教训,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泛滥,在私法范畴中,我们应在最大限度赋予私法主体自由、尊重和呵护私权利的同时,采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以及司法的“二次干预”等合理适度的控制措施,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干预,以兼顾社会公正。     

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培育与建构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持续深入,则又有赖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但是,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决不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对立乃至对抗,而是要实现两者功能的交错与互补,即达到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完善

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规范和引导公司公益捐赠的重要法律范畴。其理论机理,在内为税收公平价值;在外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协调程度。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具体建构,要沿着分税、定税、征税、用税四个路径展开,将税收公平原则映射其中,并始终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当下的协调程度为外在约束。通过中央与地政税收结构性平衡,优惠幅度和受惠类型之调整,辅以效率化的扣减程序和透明化的用税机制,最终实现公司公益捐赠的可持续性发展。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上海市民城市休闲行为的时空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选择上海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对其在城市进行休闲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上海市民城市休闲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表现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对上海市民城市休闲行为的时空间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与文化选择

市民社会的崛起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象征。构成近代市民社会主体的市民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由臣民向国民过渡的人群,而其一经形成就对文化产生影响。他们不仅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更是所在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国家政体的改造者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